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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非军事人员,要把这两种人都写进去。
桑加接着发言,表示可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飞机”,但仍坚持机上人员是军事人员。
许大使随即表示,这一修改同我们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但仍希望写明是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既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他解释说,那个女的就不是军事人员,现场有她的一双白皮鞋。
高陶布争辩说,虽然机翼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但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民航飞机。失事人员带的证件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至于那双白皮鞋,也没有穿在那个妇女的脚上,不一定是属于她的。
许大使说,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象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次要问题上争执。
孙一先插话说,我在蒙古工作多年,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假如蒙古的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他国便以此来否认这是蒙古的民航飞机,你们能同意吗?
许大使接着说,况且现场的那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说明他不是现役军人。高陶布又打断许大使的话说,他的皮夹克里面有军服,腰带也是军人腰带,不能以此作为非军人的证据。桑加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大使说,如果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桑加便以现场有手枪为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许大使进行了反驳,并表示我们不怕承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要尊重事实。双方唇枪舌剑有些紧张。高陶布又宣布休会五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稿子还可以修改。桑加接着宣布他们修改后的《安葬纪要》序言:“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虽然把“军事人员”改为“公民”,但仍称是军人驾机,未写上“中国民航”这四个关键的字样。谈判再度僵持。
蒙方表示,为了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字记录,如果中方不同意,那么蒙方单方面在文件上签字,他们签字时,欢迎中方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蒙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并表明态度: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中方人员回到使馆,立刻写出飞机失事、现场视察、安葬尸体和会谈情况四个报告。9月20日,孙一先登上中苏国际列车,21日下午3时抵达北京。
当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符浩走上去迎接他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张望,寻找他的亲友。
更使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同他一起吃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
4.6 飞机失事真相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外界猜测纷纭,流言四起。有的称飞机是被导弹击落,有的说飞机上发生过搏斗,等等。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
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
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称,9月13日凌晨2时,肯特省依德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为50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
使馆在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什么说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降落呢?
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飞机本来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逃窜,而降落方向却是掉头由北向南。降落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条件较好。
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从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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