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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多了一条路。

最后只好由市委常委纪委郑书记亲自出面找余世杰谈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是老熟人，谈话便用不着兜圈子，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老余啊，你也知道，工商行的事闹大了，这次整顿金融秩序，上面要动真格的。罗新建是脱不了干系啦。于公于私你跟他走得最近，现在查下来，工商行贷给你的款，都是罗行长一个人批的，手续都不全。他的财产与他的收入差距太大。光存款就是这个数。”

说到这里，郑书记伸出手指正正反反在空中比划了好几回。余世杰最后也没有看懂到底是几位数。

“这里面有没有你或者是你下面公司的人给他送过钱，希望你跟组织说清楚，当然，有就是有，没有也不用凑数。”

郑书记的话既有很强的政策性，又给了余世杰很大的回旋余地。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余世杰一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我跟新建是交情很深。可这是打小就培养起来的，一起光屁股游水，一起下河摸虾，不是用钱买来的。工商行是给我贷了款，可也用不着我向他行贿呀。你们可以去查，工商行只有贷给我的大额款项，在正常还本付息，我们企业是鹿港市效益最好的企业，他不贷给我贷给谁？至于担保手续问题，前几年，银行都这样，改革嘛，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算我给新建送钱，他也不敢要哇，他也怕断了这份交情，人都要留条后路的。”

惺惺相惜也无奈（2）

最后这话也是说给郑书记听的，余世杰看看老郑没有表示反感，便接着侃侃而谈。

“再者说，我的很多项目都是市里的重点工程，是市委周书记表态要大力支持的。他工商银行不支持我支持谁？”

余世杰答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郑书记只好打起了哈哈。

一般来说，身为领导干部，最怕纪委找谈话。就好像香港人怕廉政公署约喝咖啡一样。纪委谈话的下一步往往是由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纪委不过是走个过场，以体现党对干部的爱护，体现党内党外的区别，所谓党纪国法的制裁是一步步按程序来的。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如果过得了纪委这一关，就说明只是党内问题。党的政策是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第一次谈话就定了调子：余世杰跟罗新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不过，为了不显得过于草率，郑书记还是约余世杰又谈了两次。

这两次的谈话就轻松多了。

余世杰大叹生意难做，郑书记也倒了自己工作中的许多苦水。

除了第一次谈话俩人用的是半咸不淡的国语外，再往后郑书记和余世杰都用的是自己的母语——广东话。

语言学家认为每一种语言包括方言都有其独特的亲和力和思维习惯：

英语中很少使用命令式的口气指使你必须做什么，非要下指令也大多用祈使句。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

上海话谈起外地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乡下人”，流露出上海人身处中国最大的城市的优越感。

广东话是所有汉语方言中，使用拒绝他人的语句次数最多的，动辄会告诉你——“唔得”（不可以）；但一番通融之后，很快就变成“搞掂”（可以）了。如果用广东话来传达中央文件，会变得非常滑稽，仿佛所有的“三令五申”、“明令禁止”都是有阶段性的、有条件的并且可以通融改变的。

有关部门为此曾专门发文要求广东党政机关传达上一级精神一定要用普通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谈话由国语变为广东话，说明麻烦已经过去了。

余世杰在鹿港市绝对是个凡事搞得掂的人。

从公安局捞一两个人出来，对余世杰来说是小菜一碟。

欧阳成看得出老板这几天心情不好，便没有拿何家全的事烦他；欧阳成还有另一层的担忧，当年何家全离开余世杰另立门户，俩人多多少少结下了些疙瘩，他拿不准，余老板肯不肯帮这个忙。

这些年，欧阳成跟着余世杰鞍前马后也结识了鹿港方方面面一些朋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试一试。当年，何家全要自立门户的时候，自己临阵脱逃，他总觉得亏欠了何家全什么。这次何家全出了事，他诚心诚意想施以援手。可打了一圈电话连何家全具体关在哪里也没打听出来。

欧阳成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余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