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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送完报回来,瞅见厨桌上有几件为他准备的圣诞节礼物。至于年代,我只能推测。大概是1913?他解也不解,将礼物打到地上,一头趴在桌子上睡去。他一定是在故意亮苦:父亲患病,经济拮据,才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做事来为家人糊口。他没有过圣诞节,心里却点燃一颗火种:他爱上了无zhèngfu主义,怀疑起社会契约论。这个宣布信仰的时刻他是很珍视的;不然,何必要念熟它,死々地记住。后来好些年的圣诞节他都要向儿子吐露吐露?他生来喜欢教书,可他承认当老师是生活给他安错了角sè。我听他的课就很难受,觉得他颠三倒四的,像是自己折磨自己,现在才想到:可能是他那颗fang荡的心造成了这种混乱。但相对而言,他的字迹却一向清晰——最近,从一本书里落出一张发红的请假条,他夹在那里做记号已经二十年了;临终的前一夜,他还通宵达旦地做算术题呢。
再上一辈儿子用棕sè墨水写的遗信,都是从当时他攻读谋职的密苏里神学院寄给家母的,手笔齐整、刻板。年代为:1887,1888,1889。没什儿要紧的话,不是说他怀念新泽西,就是说他因为陪寡妇走路,在教堂联欢会上受到了取笑。他不想走邪道,但封々字迹褪sè的短信都流露着一种忧郁丧魂的情绪,好像他心里已经算计到,他当不了像样的牧师,甚至会未老先亡。其子(我父)变成老头时,曾开车绕道几百英里,拜访了那座发出这些信件的密苏里小城。说来也怪,小城旧貌未改;样子完全如同他根据先父的描述所做的想象:高々的、经过风吹雨打的木屋一座々挺立在断崖之巅。他想家寄回来一张深棕sè的明信片,上面印的就是这座小城;这张明信片还在楼顶的小屋里保藏着呢。我父亲骂道:都是先父昔ri的痛楚搅碎了他的心,使他变得抑郁寡欢、愤世嫉俗。我母亲称:打那以后,丈夫的身体就算垮了。
看他赛足球,真是美不胜收,我儿最矮,但跳、顶、传、晃、带样々拿手。既使被大块头撞倒,他也倒得迷人,总垫着黑绿条的校队球衣在地上翻几个滚。我忌妒他。我再也享受不到穿校队球衣的荣耀和快乐,享受不到教练的庄重鼓动仪式,享受不到互相握手抚背的亲密情意,享受不到傍晚月牙儿下披着暮sè休憩的恬静,享受不到正式比赛时拱顶体育场里森罗万象的盛典,那里不但有喝彩的母亲和令人称奇的“斑马”裁判,而且有使用电子笛报时的“眼镜”先生。我儿shè中一球,他容光迸发,高举双臂奔入队友的怀抱,简直得意忘形了。队友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将他抬到空中。多气派!多**!多帅才!坐在场外观看的父亲,内心只留下一种抱憾:他意识到,再加上天资,这孩子一定会更加飞扬跋扈的。
他俩开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州,到匹兹堡听儿子朗诵。向听众宣布了他俩光临的消息,但他俩坐着没动;掌声一起便落。我母亲过后说,要是勉强摸着黑站起来,说不定她要裁进另一排去。次ri晨,阳光灿烂,我们三人寻找起他俩的旧居来了。那里曾是他们的乐园;我甚至推测过,我投胎也在那里:正值大萧条ri趋深重,恐怖笼罩全家之时。我们发现了母亲经常拜读屠格涅夫的图书馆和那座夏夜里密々麻麻像铺地砖一样睡满乞丐的小公园;可是,坐车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找到原来那条街。下车步行,母亲看到一棵树。她说她认得它,过去在家常常倚窗凝望的就是这棵黑油々的菩提树。树枝倒是粗了,但姿态未变。可是那座房子,乃至整个街区都已无影无踪。草里还有些零碎的砖头和钢筋,看来,拆除工作刚々结束。我们站在空地上,笑开了,谁都认为该拆,因为铁路道轨离得太近。这不,一辆长々的货车沿着弯道吃力地向东开去,那沉重的车身好似一串顺江而下的驳船;接着,一列耀眼的客车又从对方轻盈如飞地驶来。铁路的弯道半遮半掩地挡住了朝这边移动的汽车。重建的“金三角”商业区,灰蒙々,雾茫茫的,矗立在左边远处一座々桥梁的身后。那天早晨,我们站在杂草丛生的瓦砾上,踏着废墟,傍着那棵幸存的大树,简直陶醉极了。何以如此?不言自明。
“父亲对我说:‘是啊,基督教牧师不是你干的活儿,它是为能够领受天命的人设立的职业。’我明白,他想让我追问他。我们从不多说话,但彼此心々相照;俺爷儿俩都怕鬼,比不得你们年轻人。我问了他。到底他领受过天命没有。他否认了。说没有,从来没有领受过天命。对于他来说,承认这一点是非同小可的。可他对我亮了底。据我所知,除了向我承认之外,他再没有向别人承认过。我察觉,他说完后十分恐慌。我们便到此为止,再不提起。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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