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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了某些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也办不好，社会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学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目的。

下面的落款是历史系高云纯。

做了抄录之后，我突然感到将这大字报刊发在《大地》上有些不妥，倒不在于内容的尖锐程度，而是立场有问题。他的批评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体制加以否定，对共产党加以否定，恐怕这就出格了。共产党整风，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却不是想让人掀出历史的舞台。想到这儿，心里便不免增添了一些担忧：如果像高云纯的批判者多起来，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转而又想，或许共产党不会介意，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对待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政见者的意见。

又继续抄了一会儿，看大字报的师生愈来愈多起来，热烈地议论着。我忽然发现校党委袁书记也站在人群后面看，神态沉静地看大字报。在K大张校长是一把手，掌管学校一切大权，但大家都知道张校长与袁书记关系密切，全国解放后两人便成为搭档。张每调动一次工作，必定向组织提出让袁做他的副手。于是张从高教部调K大当校长，袁也就来当了书记。在K大，两人的关系似乎成为战友情谊的一段佳话。这时看到袁我想到昨天采访张校长不成的事，觉得既然遇上了袁，不妨就采访采访他。即使不宜刊载，也可以摸摸领导层的态度。我坚信张袁两人的意见会完全一致。我从人群中挤到袁近前，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这时一个认识我的同学又对袁介绍说我是《大地》期刊的主编。袁郑重地看看我，问你就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周文祥同学？我点点头，袁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提问，我说袁书记看了大字报能谈谈你的看法吗？袁沉吟一下问：你是问大字报这种形式还是指内容？我说两者。显然我的提问引起了在场人的兴趣，或者说袁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齐把目光注视过来。袁颇有风度地笑笑，然后抬手拍了几下掌，随即转身离去。袁的拍手举动开初使人们怔了一下，当有所意会后，便不约而同地向离去的他鼓起掌来。这场面令我十分地激动，我坚信校领导的态度已尽在袁无言的鼓掌中了。

中午，在食堂见到程冠生，他焦急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抄大字报了，我又说饭后到编辑部对稿件做最后一次筛选。他说好。程冠生又说今天《人民日报》仍然没社论。我说那就原计划不变了。吃饭时我眼光四觅，没找到冯俐，她没回校。我说过这时候不回来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还没结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气，心里怅怅的。我知道与别的都无关，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将最后一篇稿件《大地》创刊词写完。大家传阅后提出几处修改意见，我改过。《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结，大家都感到轻松，也有些振奋，毕竟干完一桩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我说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苏英在后面。这时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张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便问苏英认识不认识系里的一个叫高云纯的人，苏英说咋会不认识，高是给她们班讲课的一个中年教师。苏英问高云纯老师怎么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报情况对苏英讲了讲。苏英说文如其人，高云纯不写文章便罢，一写肯定便是这样的。接着她便将所知道的高的情况做了介绍。高的父亲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老板，他于解放前夕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一九五四年回国，由人介绍到K大教书。这人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却自称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总之，属怪人一类。说完了高云纯讲师，苏英又问我这星期天余下的时光要干什么。我说没什么事。她说咱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说我对打乒乓球没有兴趣。苏英说要不去湖边看钓鱼。我说我对钓鱼也没兴趣。她哼了声，讥讽地说你是只对谈恋爱这一件事感兴趣，难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说完便丢下我走了。想想苏英说的也不错，我的心思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