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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我的脚步，我的灵感也不再融得进我的工作，我快得一点也不自然。

日本大蟑螂

初到日本的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一开灯，发现沙发上方的墙上爬着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顿时毛骨悚然。愣了半天，才去厨房拿喷药，对准沙发上方和背后闭起眼睛喷了一气。大蟑螂大概被喷死了，可我也不敢挪沙发看。静了好一会儿，还是觉得这屋无法待。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进到里屋，把门关好。

刚刚在榻榻米上坐下来打开电视，电视机上方也蹿出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我“啊”地掩嘴惊叫，魂飞胆破。

家中哪里还有我的安全地带？大活人也不能在虫子面前败下阵来呀，我为自己壮胆。于是又去厨房把药拿来，对准大蟑螂劈头盖脸地喷。大蟑螂没有动静了，它的遗体可能在电视柜的背后，可我不敢“验尸”。我战战兢兢地爬上床（实为榻榻米上的一床褥子），手僵直地握着喷药瓶，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家里的每个角落。天晓得犄角旮旯里究竟藏着几只大蟑螂！

入夜后，我蜷缩在床，惊魂未定。忽然，从厨房传来大虫子扑棱翅膀的声音，一定是大蟑螂被我放在厨房的除蟑黏着剂粘住了一半身子，而另一半身子还在做垂死挣扎。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从纸门（和式住屋的门是纸做的）的那一边——厨房传来的这声音似乎很大、很真切、很恐怖。我屏住呼吸，按住心跳，闭目等待，等待着大蟑螂还活跃着的那一半身子也被黏着剂粘住，等待着它的一对翅膀能被双双俘虏，我情愿相信日本除蟑药的威力。

可惜，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无论我如何等待，大蟑螂依然在扇动翅膀，频率不减，力度不变，声音不衰。那一刻，我简直认为世上生命力最顽强的蟑螂就在我家了，恐怖中又平添了几分悲哀与自怜。

我几次鼓足勇气，却依然不敢拉开厨房的纸门。最后只好向中国人邻居，北大附中的老同学、好朋友小郑夫妇发SOS，紧急呼救……

此后，我家每时每刻都全方位地布有除蟑药。大多数蟑螂被迫害致死，少数幸存者也迁居别处，另谋生路了。

在日本，很难与蟑螂绝缘。因为这里的气候太适合它们的生长。药店里的除蟑药有喷的、熏的、粘的，花样翻新，销势经久不衰。

我从小怕虫子，怕发霉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烧的是蜂窝煤。当我看到从蜂窝里钻出小蟑螂时，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厨房作业，跑进房间再不肯出来。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桌子下面常囤积着白薯，我们有时蒸着吃，有时烤着吃，有时煮着吃。记得有一次，我钻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当手触到发霉的一个时，顿失言语，浑身发软。从此，研究霉，研究微生物的妈妈为我定了论：小帅永远成不了微生物学家。我很高兴在这个领域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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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1）

有一位名叫木下彰的日本长者，幼年过着比当年的阿信还要赤贫的生活，睡铁板，盖草席，填不饱肚子，他如今已成了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企业家。

木下先生的年收入一亿几千万日元，可谓巨富，请客时多不看菜谱，只说“要最贵的”。

他很喜欢同中国人谈天说地，聊家常。一次，我跟他谈起了北京的父母。

母亲年轻的时候，膝盖的半月板做过手术，手术后过了一段时间的双拐生活。直到现在父亲还在向我和妹妹揭母亲的老底说：那个时候，你妈妈回家时，如果爸爸不在家，不能背她上楼，就会掉眼泪。

后来，母亲脱去了双拐，但是从此腿便对气候敏感起来，简直可以做天气预报。母亲腿疼，必是阴雨天；母亲腿不疼，必是艳阳天。

母亲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北面，而我家住在中关村的南面，在全家四口人当中，母亲离家最远。但是去研究所食堂买馒头，到菜市场买菜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着。我当时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去帮帮母亲？甚至母亲累了一天提着重重的菜兜回来以后，我也没有让母亲好好休息过。我常常是在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时才装模作样地打开书本。母亲一见我在好好念书就会去厨房任劳任怨地准备晚饭。在父母的厚爱下，我懂事很晚。

母亲一生也没有学会骑车。父亲曾下决心教会母亲，可是在中关村大操场练习了几周以后，母亲依然只会转圈而不会走直线，父亲投降了。母亲一生乘“11路”，走了不知多少路。

在我和妹妹都出嫁以后，一天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