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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地用功读书就行！

事实上，丁文江当时没有这笔钱，不得已，他把北京的房子卖掉。丁文渊没有辜负兄长的厚爱，学成归国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材。

丁文江绝不止在经济上资助弟妹，在品德情操的培养上亦很重视。其弟丁文治回忆说：“他不愿意我们的人格发展受他自己已成人格的限制，所以他时常将他自己的短处说给我们听……因此，他和我们谈做人和做学问的任何信念时，他是很有分寸的。”“他对我的惠益是一种长兄、严父、慈母、保姆、小学教员、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社会上我所信仰的所注意的一位学者所总和起来的惠益。”

丁文江“求真求直”的品格，是朋友们交口称赞的。任鸿隽与他是知交，为公家事（经费问题）两人较过真。罗家伦执掌中大时，地质系郑原怀教授是哈佛的博士，教书很好。后见南京房地产价格大涨，松懈了研究工作，去炒房地产了。这事本与丁文江无涉，可丁文江知道后亲自登门，一面耐心开导，一面严正批评，警告他：“若你不赶快改弦更张，我便要请罗校长下学年不聘你！”郑教授终于接受他的忠告，而且做出了成就。丁文江的不客气也有名，别人夸他有能力时，他从不虚伪客套。他自喻“治世之能臣”。

丁文江喜欢发表不同的声音。文人爱竹，爱作诗画以颂，丁文江却贬之：“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避日，独立不经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这些独特的思维也反映在他对时政的认识上。某日蒋廷黻对丁说他应该做国防部长，丁不说不愿意或不可以，他说他最喜欢做军校校长。丁文江有难舍的军事情结，认为中国的军事教育比其他教育要落后，他曾到德、法两国考察过军事，精心研究过民国军事，更心仪军事教育。他从不隐瞒对政治的兴趣，他认为“总统、总理、议员，都是应该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做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参政，“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对军人（笔者理解多指军阀）的认识也很独特，他认为“许多军人是爱国的，至少是想爱国的，有些实在是高度爱国的。”“他们也想救国，也想替社会造福，可惜他们没有受过近代式教育。”　曹锟对士兵施小惠笼络人心的技巧他就很欣赏。丁文江的坦诚有时让人吃惊。他有一个“谬论”，认为“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九·一八”事变后，《独立评论》在丁文江的鼓动下应运而生。北平教育界人士有的主战，有的主和。“主和最彻底的莫过于在君”。丁文江还敢给蒋介石出主意，写了篇《假如我是蒋介石》，该文在唱“低调”的同时，又提出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等3个条件。那“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有十分的把握”。后来，国内主战气氛浓厚，加之日本军阀的横行和日本文治派的失败，丁文江不再坚持己见，“对应战的预备，他很感兴趣”。

此外，在性道德观上，他也不假道学。他主张人的“性本能”应得其正，不然，会失却一个人的精神平衡，而影响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甚而认为娶妾也未尝不可，但不要因此妨害本业。他为人宽容。他反对徐志摩再婚，不是再婚这件事本身，而是反对像徐志摩那样一结婚便不能再好好工作。

丁文江的死，是“武士死战场”式的。1935年岁末，丁文江应铁道部长顾孟余之请，到湖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夜宿时因煤气中毒引起脑出血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5日逝世，时年49岁。丁文江的家族有不长寿的族史，多在五十中寿而终。丁文江担心自己难逃厄运，在年届“知天命”前预立了遗嘱，请老友竹生为遗嘱执行人。丁亡故后，竹公布了丁文江的全部家底。他的财产只有8种股票，照市价变法币为17070元。如此而已。足见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淞沪总办的清白人生。更足称道的是他的遗嘱第五条：

五、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践诺当年诗句“人间到处有青山”，葬于长沙岳麓山，笔者），所占坟地不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