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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始登台表演。 概括地说，后女性主义的思潮有三个关注点：一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一种“受害者”哲学；二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原本就不该政治化，是女性主义人为制造出来的；三是认为对于男女不平等问题不宜以对立态度提出，而应以寻求两性和谐的态度提出来。 后女性主义拒绝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把女性塑造成“受害者”，从而制造了一种“受害者”哲学。好象所有的男性都是压迫者，是强Jian犯；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压迫者，是强Jian犯罪的受害者。 后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真正冲突。女性只要愿意就可以为自己赋权。如果她们没有权力，那只能怪自己，虽然她们遇到了“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但那不是不可克服的。女性只要通过一个自愿的行为就可以战胜性剥削，那就是赞美性的快乐，不要抱怨###的邪恶，其实###是很奇妙的东西。男人强Jian、虐待、殴打女人都是女性主义的夸张。男性所赋有的性攻击性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生理事实。 80年代的“回潮”要求女性回归传统角色，要求母亲呆在家里，认为母亲出去工作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表现，并且认为许多家庭问题都是女性到社会上就业导致的。1996年格伦特（David　Gelernter）发表了《母亲为什么应当呆在家里》一文。虽然有很多有思想的人都认为所谓“奇妙女性运动”和“完美女性运动”十分可笑，但是仅在美国就有超过40万女性参加了此类的付费学习班，学习如何使自己具有性的吸引力，如何服从丈夫。参加此类活动的女性大多是在经济上依赖男人的女性和支持保守价值观的女性。 一位名叫斯克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的人劝告女性抵制女性主义，说女性主义会把女人变成男人，他劝女性回归家庭角色，做男人的贤内助和持家者、家庭主妇。他说，女性主义是想给女性添麻烦，而不是帮助女性。男女不平等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女性主义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后女性主义的纯保守观点在家庭问题和性别问题上有着细微的区别，它认为传统的性别秩序毫无问题，是天然合理的秩序；而传统的家庭却算不上是一个文明的制度，是一种“压迫女人并摧毁了男人对女人的关爱、做女人的可爱伴侣的能力”的制度。它要求男性对传统家庭中的角色做出改变，要比传统男人多一些关爱，对女人更平等一些。 后女性主义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不同的派别。自由派后女性主义致力于发现男女平衡的情况，认为男女双方本来是平等的，但被既存的性别观念所制约了。激进派后女性主义则把当代男性气质视为建立在有利于男性利益和特权的权力体系之上的男权制社会的副产品。她们认为，男性气质的特征是仇女和对女性的暴力，是对其他男性甚至是对其自身的仇视。（Nelson；　et　al。；　113） 就连女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开始检讨女性主义运动的失误：“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在有关家庭问题方面存在盲点。它表现在我们自己极端反对那种妻子、母亲角色，那种全身心地依靠男人、养育孩子、充当家庭女性的角色。这种角色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源泉——尽管这种角色早已不再是那么安全了。”（弗里丹，2000年，第233页） 弗里丹甚至在90年代就说过，“我怀疑，到2000年时，菲利斯·　施拉弗莱或葛罗莉亚·斯坦尼姆、贝蒂·弗里丹之流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有关女性平等权利的争论将会成为令人怀旧的历史。”（弗里丹，2000年，第294页） 总之，后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的立场已经过时或过于夸大，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后女性主义的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把性别问题政治化，认为这些问题不属于政治范畴，而应当归属于亚里士多德理论中传统的家务范畴。简言之，阿伦特认为，“女性问题”根本不是适合于进入政治领域经由政治途径加以解决的问题。 阿伦特拒绝基于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观念试图对抗的不仅是把政治空间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做法，还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别纳入二元对立的硬性的身份范畴的做法。她反对把政治设想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别、种族、民族或国籍的表述。在她看来，如果一个政治团体成立的基础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