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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政治格局中，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务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所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与外国官员各自区分职权范围，正如商人分红一样。中国政府在海关等地方雇用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同时却不改变自身的特性，这样中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立刻就遇到了种种问题。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用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上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19　世纪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在任何时候一样，都深深受到过去的影响。

结果，反对民族主义的清政府就走向了王朝统治的末期而完全处于劣势。它还足够强大，可以固守传统并镇压叛乱，同时它又太虚弱，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变革之路。因此，清朝后期能身处劣势而同帝国主义列强周旋并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功，这样的外交记录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利用自身显而易见的软弱，激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而相互竞争钳制。清朝的谈判者到处散布流言，泄露机密。他们显得饱受惊吓，无助无依。他们一边接受条款，一边收受贿赂。但是中国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有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13章　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

一、晚清的改良

日本早在19　世纪6O　年代就己经历了原始革新过程，而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还是在这一过程中徘徊。旧的秩序在受到中日1894　年至1895　年战争的冲击后开始瓦解，但它的政治结构还继续存在了15年。

清王朝从1901　年到1911　年间的最终衰亡与其说是一个崩溃阶段，不如称之为一系列新开端的显现期。体制与社会的转变早已开始，政治危机只是最后才来到。1911　年前，中国国家事实上已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重建道路在前进，这条路线在19　世纪90　年代曾得到有力的宣传，只是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慈禧太后与她的守旧派支持者们在1898　年软禁光绪帝、逼走康有为后，从1901　年开始继续推行他们积极进取的改良计划。实际上，他们别无选择。义和团战争宣告了绝对排外政策的破产，而反清叛乱又刺激了清政府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以图自救。于是保守派的改良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共和党人的革命努力在边睡地区成长起来，但在1905　年之前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影响不大，此后也一直只是变革洪流中的小股回流而已。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力量最终将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 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但即使是在这条导向政治灾难的道路上，晚清的改良并不是不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曾尝试寻求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问题。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　年出现的民族危机中十分练达地处理好了与朝廷和洋人的关系，既表示了对朝廷的忠心，又安抚了洋人。两位于1901　年7　月间向皇太后上书，提出了一个与1898　年百日维新时期相似的宏大改良计划。在上书中他们委婉地陈述了几个严重的事实：“民意和30　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羡慕外洋的富庶而耻于中国的贫穷。”他们羡慕外国军队的纪律，钦佩海关司办事人员的绅士风度，外国租界治理的井然有序也令他们叹为观止。此外“叛党”的势力亦日益嚣张，革命党人开始散布颠覆政府的主张。这两位提出的改良方案条目之多前所未有，但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