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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越南国力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越南国小地狭，北部的河内三角区曾是历史悠久的人口、生产和权力中心。后来西贡南部的泥公河三角区受到了接管，该地相对比较落后，不过是越南扩张国土的前沿。而阮氏王朝新都顺化位于一片狭窄的沿海耕地上，则担负着融合南北、统一全国的任务。从社会环境讲，由于存在着非越南的少数民族，统一受到了阻碍。越南处于印度影响下的东南亚和中国两大文明的夹缝中，很难像中国那样获得民族和社会的一元性，与朝鲜和日本相比也差距极大。儒家政权及其官僚制度模糊了村社之间极大的差距，但是无法依靠一批受到正统思想灌输的乡村精英或绅士阶层在效忠朝廷的同时治理乡间。杂棵性的教派极易兴起并滋生力量，同时地方豪强还拥有私人武装。

法国的入侵

由于越南海岸边境线太长，更是难以控制，在法国传教上的努力下，天主教遂稳步发展起来，对此阮氏王朝的统治者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在外国积极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基督教汉化活动之后，基督教在当地深人人心，其教众超过了在中国的教徒人数，同时，在政治上、村仇械斗等方面也都受到基督教深刻的影响。阮氏王朝是在儒家道德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嫡长制度进行统治的，现在统治者及其保守派支持者都日益感到国外宗教的威胁。他们对此进行了抵制。直到1860年的20　余年中，约25　名欧洲传教士和300　名越南传教士，还有大约3　万越南教众在这场宗教迫害中被杀害。这为法兰西帝国的创建者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侵略机会。

法国一直苦心孤诣地试图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由于对发展外贸缺乏相应的兴趣，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转而大力提倡在东亚传教以扩大影响。法国曾在1857　年至1860　年与英军一同进犯中国，同时还入侵越南，并于1859　年占领西贡，然后又攻下了西贡周围的三个省。随即越南南部发起了抗法起义。越南官员逃走了，这样法国无法通过他们进行统治，因而只能直接进行统治并建立了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殖民地。同时，法国看到有可能在泪公河上同中国进行贸易，于是从1863　年到1864　年在柬埔寨附近建立了一个保护领地。法国主要通过法国海军才得以占领南部越南。商人那时几乎还未出现。传教士只起到了辅助作用，从1866　年到1868　年在泥公河一带的地理考察充分激发了法国民众建立印度支那帝国的兴趣，但是考察结果只是表明无法经泥公河进入中国西南进行贸易，这样一来，法国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从东京（北析）走红河一线。在这里，法国侵略者在同英美争夺霸权的同时感到重振了法国的雄风。

中法战争

19　世纪80　年代“安南”（即中国和西方所称的越南）同时接受法国和中国的统治。由法国治理，是奠定在1874　年法越条约的基础上，而由中国治理，则是基于越南统治者自1664　年以来向清政府朝贡约50　次这一事实，（最近两次朝贡分别是在1877　年和1881　年）。但是法国在南部控制着其殖民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　，在越南首府顺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越南北部中越边境的东京（北析）；　10　余年来陷入混乱之中，中法之间相互产生了敌意。在这里阮氏王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同时中国的非正规军队―　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军队的残余也渗透了进来。随之产生的混乱状况使法国未能得到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如在红河上进行贸易等等。越南统治者支持中国非正规军对抗法军，又请进中国军队来打击法国及中国的非正规军。最终法国于1882　年占领了河内，通过条约在安南建立了一块保护领地，随之法国不得不马上派遣增援军队。中国于1883　年越过边境从云南和广西向东京（北折）派遣了正规军队，同当地严阵以待的法军展开了较量。1883　至1885　年的中法关系是敌意与谈判共存，不仅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其中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局混乱，同时交战双方的议和人员又都受到自己同胞的挟制，一经战败，败方的战争呼声就更加高涨。在同沙俄的伊犁危机中，清政府内阁中已然出现了主战派。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两次镇压起义之后，中国官员有很多是穿着文官服色的老军人，这些人由于清政府在中亚取得的胜利而信心十足。北京的六七名年轻的学士组成了“清流党”（　“purification　clique”　）　，宣扬在外交上要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