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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少

中国商人凭其对地方情况的熟悉，通过行会将国外进「I　的商品发送到各地销售。洋行本来在各通商口岸都设有分行，但后来逐渐将业务集中在香港、［海等主要航运中心。在各中转港口，中国商人成了国外船运公司的主要客户，因为与国内船运相比，前者更为稳妥可靠。简言之，条约体系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发展，如当时不少买办在通商口岸自办公司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英国等国的洋行于1865　年合并成为汇丰银行，这标志着士．海作为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崛起。汇丰银行与许多外国银行一道为中国商人及银行提供贷款、为转口贸易提供资金、承揽海外汇兑业务，甚至还自己发行钞票。中国的国内资本大多流向各通商口岸，因为在那里投资房地产生意较有保障，也符合当地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加工产品、建设公共措施和居民住房或发展航运事业等等也都需要资金。中国与外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吸引了国内的大量人才和资金。举例来说，旗昌洋行向美国合伙人、在华洋商及中国的商人、买办均摊资金，于1862　年开设了一条从上海到汉口的航线，采用美国的浅底外轮式轮船，每两周一班，业务方面由美国人主管，同时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标志着长江轮船航运时代的到来。

1870　年以后，通商口岸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引进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管理技术。如果条件合适、时间允许，中国可能会因此突破自给白足的发展模式而越过工业化进程中的瓶颈阶段。但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因而难成气候。当时日本的发展表明，工业现代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应与其他领域一道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但中国（除了在通商口岸以外）恰恰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既无明确的国家政治目标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又无稳定的货币操作规范可循，加之政府领导无方，民族企业又先天不足难以自立，实现工业现代化仍然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五、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19　世纪剩下的30　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虽然不慢，但仍然落在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后面。中国的长江航运仿照美国密西西比河航运事业的做法，但并未像欧美国家一样发展起铁路运输事业。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全国实现工业化，但在中国，工业化仅仅是在有数的儿个城市中得以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及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政府领导的无能

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当时清政府的手里，只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与政策制订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与调控可言。1890　年左右，清政府列出的年度收人约为8900万两白银，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上交朝廷，大部分都由各省自留自用了。不过，当时实际的赋税收人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至五倍，由此可见，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　年曾氏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的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氏虽大力提倡洋务，但他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无所知。19　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年这些人却因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即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