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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控制的辖地越来越少，商业城市也一踞不振。某些地区实际上已停止使用铜钱，一度限于农业地区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则在全国普遍得到采用。

道家思想的流行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儒家士大夫的地位不断下降，其复古的热情和繁琐的礼仪讲究，面对当时的各种问题也常常是一筹莫展。东汉时儒学的地位一度空前高涨，但王纲解纽之后，有思想的人纷纷抛弃了儒家的道德说教而转向了自我。由于社会与政权已然腐败得无以复加，人们对道家鼓吹的天人关系和自我完善或日超脱重新发生了兴趣。无疑，长久以来社会上（尤其在下层社会中）就存在着这一道家思潮，但此时它开始公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王充（卒于公元100　年）可能是东汉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在其充满反对权威和怀疑精神的《　论衡》　一书中，他曾预言士大夫将厌弃孔学。早慧的王弼（226　一249　年）是当时最有天才的人，他在评注《　老子》　和《　周易》　时对道家思想也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研究兴趣。

公元3　世纪时的这种道家思潮有一突出特点，即崇尚“清谈”。清谈家们远离政事俗务，面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种种幻灭，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发掘自身的美感，对每一生命冲动均做出充满个性的表达。“竹林七贤”即为其中翘楚，他们出身士族，性情乖僻，隐居在山阳一带，倾心于清谈、作诗、弹琴、欣赏大自然并且纵酒无度。另外还有更为放纵不羁的所谓“八达”。他们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尽管他们中也许正有社会所需要的领袖人才，因而最终也促进了社会的总崩溃。道家思潮的另一体现是时人对炼丹长生之术的兴趣不断高涨。讲述神仙丹药的《　抱朴子》　即成书于4　世纪前期。为求长生，不少人大吃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这也许促成了中国人来者不拒的胃口和他们丰富多彩的烹调艺术。另外，通过发现许多养身的药品，医学知识（甚至在更广的意义上，原始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后世中国哲人之所以厌恶科学实验，原因之一就是它往往引起诸如“方士”、“炼丹”等等不妙的联想。另一种广泛流行的道家长生术讲求人体内部的卫生，即通过戒酒、断荤、辟谷、吐纳，以清洁上中下三丹田，营卫体内的神，杀死造成老、病、死的“三尸虫”。这种迷信在3　至6　世纪时风行一时，最后演化为吐纳之术和一般性的保健措施，直至今天在中国仍很流行。

民间道教

此时道家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民间道教的发展。道教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了此时东传的佛教中集体礼拜和寺院僧团组织的影响。后来卷性繁浩的道藏究其初也不过是对佛经的摹仿罢了。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首次向世人表明，道家思想中已然孕育出有组织的民间宗教。信仰疗法是上述宗教运动的核心。随着时间发展，民间道教炮制出一套庞杂的神系，其首为三清，以下为各路神灵和古人。它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遭到朝廷的镇压后，道教从此不再具有统一的组织，不过各地的“教区”仍然保留了下来，而道家思潮就在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风行一时。各地道长靠做法事或教徒的捐献（如五斗米教）来维持生活。道观无疑也是对佛寺的效仿，但道教通常可以结婚，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往往低得可怜。道教也有不少宗派，这显然同样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果。

历史上多次有人想统一道教，但收效甚微。北魏的鲜卑族皇帝经人劝说，于444年宣布道教为国教，后世各代统治者亦不乏仿效者。1019年，自称是张陵（五斗米教创始人）后代的道教太一教派掌门被封为“天师”，以江西龙虎山为其封所。13　世纪晚期，张氏家族被封为道教领袖，14　世纪又得到授权管理全国的道士。这一所谓“天师”的头衔及其某些特权一直持续到1927年

二、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

道家思想在王纲瓦解时期重新崛起是很好理解的，但随后佛教在中国风行于世却令人感到惊讶了。这种源于印度的宗教与中国人所最尊奉的理念简直是格格不入，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甚至比19　世纪的西风东渐还要猛烈。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吸收。佛教是东亚和南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但它在印度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却鲜明地体现了这两大民族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差异而不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