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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层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Ehrenreich；　Barbara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antheon　Books；1989；　p�15�因此，埃利亚斯认为：“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　诺贝特·埃利亚斯，同前引书，第79页。综观已有的诸多研究；中产阶层的根本特征大多都是围绕地位——矛盾的阶级位置——而展开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社会表现的反映。

当我们把中产阶层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时，可以发现这种对地位的诉求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却具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与可能性，中产阶层对于地位的追求以及在地位诉求下的生活与处境显现出一种两重性。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韩国中产阶层无论如何都能称为是中产阶层的东方典型。韩国中产阶层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不仅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在现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莱特在其名为《追求地位：韩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形成》一书中，多次表达　“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层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　Lett；　op�cit�；p�41�由于韩国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儒教传统，韩国中产阶层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层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层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所谓的中产阶层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层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　op�cit�；　p�224�由于中产阶层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层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层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层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层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一点不论是从早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还是在米尔斯稍带悲观的观点都不存在太大争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层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需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层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层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层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层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层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