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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季，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刮起了“破四旧”等极左风潮，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采取行动，将他们从城市“遣返回乡”。他们的子弟，有的跟随父母下乡，也有的则被红卫兵以“上山下乡”为借口，从城市清理出去。如广州市就曾在这一年的9月将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遣往农村，这批人后来还以他们下乡的时间为名，成立了一个叫“66—9”的造反组织。北京则于是年将清河、团河、天堂河等劳改农场的4400多人迁往新疆，其中有劳教所的少年犯800多人，这与广州下乡青年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将“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是相同的。这是“###”初始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上山下乡形式，其中与父母一道被“遣返”的知青，从全国范围来看，为数颇巨，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此后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混乱，被“揪出来”的干部和群众也越来越多，已有一批青年自愿下乡，是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风港，还有些出身不好或父母挨整的青年渴望换一个环境，在农村或边疆向人们证实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在当年11月动员几千名社会青年前往新组建的华北建设兵团时，就有不少青年抱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到山西以后（华北建设兵团最初设在山西北部）环境相对于北京，的确平静得多。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也持续到1966年底，在9月到10月之间，有为数不少的知青被送往崇明县的新海、东方红、红旗等国营农场。此外，河南省于1966年11月也动员了一批知青去西藏军区的军垦农场。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已经开始，原来的下乡知青已经开始波动，其中一部分已经动身返城了。

这是“###”前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余波，它最终平息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风，夺权导致各级党政机构职能的瘫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安置办公室也随之名存实亡了。

返城风潮（1）

196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锣打鼓欢送又一批知青下乡或支边的同时，已经有些下乡知青陆续返城了。

（一）参加“大串连”

动荡始于“大串连”。1966年9月5日，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使串连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和必要的经济保证，标志着“大串连”这个“###”中参与者最广泛、为社会造成震荡最强烈的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央发动这场大串连的最初动机，是想借助这一形势，将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但大火一旦在全国熊熊燃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播火者的一厢情愿发展，火苗一下子就窜向了那些中央绝对不想让其燃到的角落。

知青问题就是这样的角落。

串连的参加者很快就从大中学校的师生扩展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仍带着学生气的知识青年，也是热情的参与者。

最初，他们与在校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热情与好奇而投入进去的。毛泽东既然说，每个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知识青年当然也不能例外。最早动起来的是在大城市郊区插队的北京、天津等地知青，他们信息最灵，而且插队不比在农场，少有纪律的约束。他们想到城市去了解究竟。有些离校仅一两年的知青，想回母校去参加“###”，与那些留在学校的同学一道，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除了单纯的革命热情之外，与当地干部社员的矛盾，尤其是与“四清”工作组的矛盾，往往是导致知青起来造反或返城的直接原因。

许多知青最初曾与当地社员或农场职工一道投入到了当地的“###”之中，结果或是触怒了当地的有权有势者，或是因过激行动触怒了当地群众。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有的还渊源有自，矛盾冲突从“四清”就已开始，其中一类情况是，一些知青的处境与自身政治条件较好，于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革命，眼里不揉沙子，不断向当地干部和社员发难，反对“三自一包”，反对“瞒产私分”，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遭致地方干部和社员的反感，有的在“四清”中就与工作组站在一起整过当地干部，也有的被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