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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殿里。入夜，周围山坡上的松涛声似乎给这宁静得令人不安的肃穆佛殿里带进了阵阵的山风，使我从心里觉得寒气袭人。这一夜，我大部分时间是清醒地静听那哗哗的松涛，心底深处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我们白昼的欢笑已被天童寺的惨象淹没。听说这寺里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分年轻的被迫还俗，下山种田去了，剩下的多为年老体弱，但也要强制耕作庙田，维持生计。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话。他们本已是超脱尘世烦恼的脱俗之人，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追求着精神上的极乐世界；而如今这丑恶的尘世又把这残酷的斗争带到他们这块神圣的土地，使他们重又陷入了尘世间的烦恼。这真是作孽罪过啊！

从宁波回到上海，我们实在不愿回到外国语学院去。于是找了一家小工厂，算是在那里与上海工人阶级串联。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我被分配在一个车间劳动。名为串联，其实我们根本不过问他们在搞些什么。这个厂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红袖章。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的唯一一只红袖章。

到了3月初，学校来函通知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我们三个多月的逍遥自在的日子结束了，于3月底回到了学校。

此时的外国语学院又是一片沸腾。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陈、姬、乔”和“保陈”的大争论；校内开始辩论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成绩和错误。对于外事口的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但作为教师，我们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成绩的评价十分关心。所以在这年的4月26日，我们各系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二六”组织，我们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高等教育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四·二六”的活动从此吸引了我。串联回来，“红旗大队”已否定了我们头上的“黑帮爪牙”的帽子，承认我们也是革命群众，于是，我更加认为当时的争论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我们是在捍卫革命的成果。5月份，“红旗大队”接纳我和其他一些曾被打成“黑帮爪牙”、“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的教师参加他们的组织。从此我真的成了革命群众。尽管由于我们的背景，“红旗大队”并不视我们为骨干，但至少使我们重新得到了平等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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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6）

一旦卷入这场革命，我的变化大概也就从此开始了。由于经历了那长长的八个月的压制、批斗，此时的我一改从前对###不感兴趣的状况，从心底认为如果是“极左”路线占上风，一切又要回复到八个月前的状况，中国又要大乱。当时暴力行动已有所克制，但学校的另一造反派组织仍然视我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我也必须以全部的热情投入这场“革命”。

这种热情也许就如穿上了那双魔鞋，开始跳舞时自己感觉非常美好；但当你疲惫不堪想停下来时你才发现你已永远也停不下来了，这双漂亮的魔鞋会一直带着你跳到精疲力竭最后倒在那偌大的舞台上。此时，鼓掌的观众早已离去，空荡荡的剧场里，耀眼的水银灯也已熄灭，只剩下你穿着那双让你着魔的舞鞋，等待着生命之火的熄灭！

也可能是像一场可怕的龙卷风。你恰恰处在风的中心。龙卷风可以把你高高举起到几千公尺的天空，让你俯视脚下的一切，但最后它会把你带到十里百里之外，再重重地把你摔在大地的怀抱里。也许你能九死一生，也许你再也不能站立在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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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1）

我的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人头地，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群众代表”。有人听说我曾数次上书毛主席，还以为我是个造反派头头。

产生这些误解其实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经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时候，文艺萧条，人们只能反反复复地看八个样板戏。外国的除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电影，更是少得可怜。于是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就成了人们看到一点新奇事物的一个主要渠道。而我们这些天天出入外交场合的人便都成了“业余明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之后的尼克松访华，更使我们这些参与者名噪一时。记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访华结束从上海启程回美国之后，我们在上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结伴上街，没想到街上的行人竟来围观，并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当时这些每日的电视新闻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今天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