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3/4 页)

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在九死一生之后，我大概从斗争的烈火中脱胎换骨，明白了我只能用斗争来保护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三十年中我摆脱不开无穷无尽的###，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平复的伤痕。

我后来翻阅我久远以前的旧照片，拿出一张1957年大学毕业时为毕业证书照的那一张，放在镜框中，摆在了客厅的小桌上。有人问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怀旧和虚荣，看看自己曾经有过的风姿。其实，我是在凭吊那不复存在的章含之。我从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欢乐和希望。然而在镜中看今天的自己，那种眼神早已消失，更多的是沧桑与悲凉！但是我也知道，其实那四十多年前的女孩还活在我内心的深处，当年那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灵魂并未离开我，只是这世界已经使我再也天真不起来了。为了生存，我只能拼搏，不是我爱拼搏而是出于无奈，“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么，我就只能让那十八岁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一盏孤灯之下，我的灵魂才能让这三个不同的章含之融为一体，回归自然！

秀才与大兵（1）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时间与军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之后。我其实很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确实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过分拘谨，遇事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心态。同他们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们多数人都很直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话不拐弯抹角。但是，我们之间也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学更不懂外语的军人来领导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这种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与8341军宣队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争论是关于外语教学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进行教改，筹备招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我在《忆主席》这篇散文中对当时的这段背景有如下叙述：

1970年5月，外国语学院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