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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就是对这方土地和生息于此的人民的挚爱。至于对不公正的纠正，1984年蛇口风波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年底，我拜访亦代、安娜。他们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在冠华逝世之时，我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我决定活下去，容我两年时间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我将为求得公正而奋斗。一年后的此时，我却对亦代说，我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冠华生前老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说我不想为求得一纸公正去耗费我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冠华1958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而当1980年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1958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华一生，无愧无憾，我应当相信历史和人民。我问亦代，我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冠华对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对我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回归大地

自此，我的心平静下来，专心为冠华修东山的墓。我在《故乡行》里提到过，这墓的每个细节都是我亲自设计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倾斜的墓碑象征着回归大地与人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仰望长空和锦绣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参谒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墓时受到的启发。那个墓身是一块巨大的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周围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我很受震动，觉得有一种浩然正气在空中回荡。我在冠华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体现他一生的坚定和刚直。墓身周围的鹅卵石是在见到他在盐城上小学时的那条天天踩过的鹅卵石小巷后想到的，象征着他从这铺满鹅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后的塔松是冠华告诉我他两次陪同总理、陈老总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最最喜爱的是日内瓦的塔松，他说陈老总也很喜欢。墓前台阶旁的两棵桂花也是他生前钟爱的。他特别赞美桂花那不起眼的小花朵能散发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幽香。他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院子里栽几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那都是江南植物，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现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每年入秋，冠华在塔松的婆娑声中可以闻到阵阵的桂花的芬芳！

1985年秋，冠华的墓修好了。11月15日我带着他的骨灰启程去苏州安葬。行前，我已逐渐平静的心里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遗骨陪伴了我两年，如今要离我而去，留在那清冷的东山之巅。我突然后悔不该修那墓，不该让冠华离我而去。我也突然意识到这两年的时间中，冠华无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赖以生存的一个梦！如今，魂已去，难道梦就从此断了？我久久抚摸着黑色大理石的骨灰盒，难以割舍。最后我断然决定留下一小份骨灰伴我身边。如果我今后飘零到天涯海角，也有他在身边，这个梦将随我远行，给我祝福。

11月17日我在李颢夫妇的陪同下把冠华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墓地。吴县和东山的领导亲自照料一切，使我感激涕零。我把带去的一张放大的我和冠华的最后合影放入他的墓穴，紧靠着他的骨灰盒。在他墓穴的旁边是个空穴，那里将是我最终的归宿……一切仪式结束后，我谢谢大家，请大家先下山，我想独自最后同冠华在一起呆一会儿。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时分，阳光和煦，我静静地坐在冠华的墓石旁。一切都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荣耀，多少难平的冤屈都随着一锹锹的泥土埋入了地下。又是那种无边无际的空虚充满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十四年前我们的初识，出现了拉瓦尔品第淡蓝色的夜晚和纽约深秋之夜的肖邦钢琴旋律。这本应是人间一段多么美好的爱情，但命运却使它以悲剧告终！

魂已断、梦相随（7）

从苏州回来，我在忧伤之中夹带着对新的生活的期望。经过了两年痛苦的徘徊，我终于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很好的里程碑。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正因为这过去，我要再度证实我可以是生活的强者。我需要更换环境。那时我虽然有一个单位，但仍在原来的系统。那里的许多年轻人对我也不无同情，但在权势与偏见的压制下，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我得到了另一位我永不忘记的长者的帮助。那就是杜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