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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于她不带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员。

1973年春天，我和冠华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迅速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我和冠华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会给我们以新的动力，为这蓬勃发展的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父亲长逝

但是，就在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我们袭来。它也许是酝酿有时的，但对我和冠华来说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总理，但冠华是属部内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此时，命运似乎为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６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上午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我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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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爱何难（7）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冠华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承认：“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冠华默默地看着我，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我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我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后来，冠华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关怀，怎么能不接受呢？我说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报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父亲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