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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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