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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日：“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日：“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日：“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日：“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驩兜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儯Чぁ！�墼唬骸�酰�惭杂刮ィ�蠊�咸臁！�闭馐且欢乌登��赖奈恼隆Ｌ�饭�宓郾炯捅阃耆�墓�耍�颐强吹健耙⒃唬骸��伤炒耸拢俊�O兜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底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底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底大概。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底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奏疏九《处治邪佞内臣疏》）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底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奏疏二）《召辞纪事》、（奏疏七）《召见纪事》、（奏疏八）《召见平台纪事》，（奏疏九）《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奏疏十一）在记载底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著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