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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外婆再次来信要求妈妈带我们返城。两个姐姐收拾好了行李，母亲再次出面阻拦，还骂两个姐姐不知天高地厚。当时，我们只认识到母亲的自私，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自私。后来我才觉得，也许母亲是害怕了。她相信了一个时代，时代却让她变得自卑（我一直这么认为）。那些天，母亲脾气怪张，行动异常，一时好一时坏，从来很少照镜子的她，开始常常照起镜子来，而且一照就是很长时间。我想那个水银已经不太好的镜子和她做了很多的交流，帮她从眼睛到心里透透彻彻地看遍了自己，决定留下来，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是为了守住当年的理想，或不值一提的誓言。我始终不知道该说她是大智，还是愚蠢，她没有受到返城知青婚姻问题、住房问题、工作问题的冲击，也没有受到与想象一落千丈的打击。也许她是看到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变得了名存实亡，才把我们成为她的孩子说成是天命，她的命，我们的命，但她却成了不幸命运的帮凶和刽子手。

幸与不幸，谁知道呢？母亲发火了，说休想给她扣那么大的帽子，她承担不起，有本事，就自己出去打拼。两个姐姐带头开始，从学习到农活样样是别人的榜样，大姐初中毕业到乡农机站当拖拉机手，没想，在一次修水库拉石料中掉下山崖车毁人亡。二姐选择了另一条路，到县剧团学戏，她刻苦认真，深受大家喜欢，却在一次下乡演出时被人拉到玉米地里*后，用石头砸了个面目全非。两个姐姐的死，让母亲得了抑郁症，两年后突然双目发呆连父亲都不认识了，第三年的夏天，母亲死了，由我执笔父亲口述给北京去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母亲一缕头发。等到北京的回信，母亲埋在当年由她亲手造的而今被撂荒的梯田里已经十三天了。后来，我们再没有收到北京的信，我们与北京的关系，也就此永无再续了。

如此情愿，又毫无顾忌地讲出这些，我还是第一次。过去，即使对桑安娜，我讲的也是另外一套。这倒不是我有意对桑安娜说谎，我只是对她虚构了心情，觉得那些真实的东西与桑安娜没有关系，何必让她陷入一种无用的糟糕中呢。

薇拉却不同，我强烈地毫无保留地想让她了解我，我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偏执嗜好，我的一切，总之什么都想让她知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铺垫或蓄意预谋。我没时间考虑，只是觉得要不告诉她这些，我就不够彻底，不够纯粹，不够完整。仿佛对她隐瞒了什么，内心会觉得愧疚。

我跟薇拉说，我的童年基本没有什么快乐和美好的色彩，我们，包括我母亲，被美化虚幻的想象欺骗了。尽管我母亲至死不承认，也不明白她的坚持实际上是用坚强来掩饰内心的脆弱。我父亲至今还在农村，死活不肯离开村庄，连到城里打个工都不愿意。他多次来信，不让我给他寄钱，可我还是寄了，每隔几个月寄一次。过去，我一门心思就想离开那里，恨不得去当海员，死在某次海难中。

“你的过去。就是再不堪回首，也还是你的，它们组成了你，你可以痛恨它，但你丢不掉它。”

我们一直沿着湖边走。她的眼神既舒缓又专注，很像一个忠实的听众，不打岔，不分神，不捣乱，在她营造的气氛里，我可以毫无压力地述说衷肠。当时，我完全忘记了她的年龄，有个年长者给孩子讲一九六零年的饥饿，孩子颇为不解的说那会儿的人怎么那么傻，饿了为什么不知道去商店买面包。薇拉与我却没有这样的代沟。她很少开口，也不讲自己的事，当我像许多人那样恭维她时，她的响应只有两个字——狗屁！不过，她承认写作对她的重要性，她说，眼下没有老公没有情人没有钞票，她都会活得好好的，但要没有写作，她会死。她对文学的虔诚令人钦佩。可她说不该用“虔诚”，因为我并不了解她。

后来，我们又聊回到文学话题上来。我当然发怵。但汉克先生为了自己的目的，哪怕就为能多看她几眼，也只好谈下去，。我说，一个人活着其实是个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过程，早认识早成熟，早发现早解脱，文学可能不是快捷方式，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