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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援军上下夹击。刘岳昭上奏说，贵州的造反者数量众多，飘忽无定。这次从西部的大定出兵，平定一处，就必须拔营前进，不能留兵代守。如果州县官员不得力，湘军一走，造反的部队就到来，劳而无益。应该由贵州巡抚挑选有能力的官员筹划善后。

清廷同意他的意见。

至此为止，贵州西部的郡县都被起义军占领，苗寨根据地连接成片，广延一千多里，湘军无法穿透。省城贵阳被起义军团团包围，孤立无援，清廷巡抚的号令，只能在城内传递。刘岳昭提出先攻贵阳西北部的仁怀和黔西，保卫贵阳以西的清镇，以打通与贵阳的交通。他说，省城重地，文报不通，就好像一个人要治病，咽喉却吞不下药，心腹不能运气。这种状况，要治疗四肢麻痹，就是良医也措手无策。清廷认为他说中了要害。　。。

1866年，同治五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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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柱和赖汶光的捻军部队在1月上旬进入河南虞城，西进雎州，将要取道旧黄河以北，绕过汴梁，与张宗禹的部队会合。

周盛波率部在雎州迎击捻军。捻军战败，南下太康，然后西进，与张宗禹所部合围扶沟。刘铭传率部从周口北上，增援扶沟守军，又将捻军重创。

曾国藩令张树珊率部驻扎周口，刘铭传率部游击。捻军西奔襄城、叶县和舞阳，后卫部队南下西平和遂平。在这里又分为两支，赖汶光率部挺进西北方的鲁山，张宗禹率部挺进西南方的唐县。

湖北湘军刘维桢所部设伏袭击张宗禹的部队，将捻军击败，斩杀张宗禹之弟张宗志。

张宗禹在1月下旬领着他的部队更往西南，奔向新野。赖汶光和牛落红的部队则折向东南，抵达光州，分兵袭击河南东南角上的商城和固始，然后西进，攻击信阳。湖北的清廷官府大为震惊。

成大吉的部队驻扎在湖北麻城西南五十多里处的宋埠，由于缺乏军饷，部属哗变。成大吉逃走，部众烧毁军营，向北而去，把捻军约到湖北，一起袭击武汉周边的黄冈、黄安、黄陂和孝感等地。军营延伸五百多里。武昌戒严，刘铭传奉命率部赴援。

清廷在2月份下令成立长江水师，彭玉麟上疏要求引退。

彭玉麟说，他治军已有十多年，没有添片瓦建屋，也没有添置一亩田产。作战中多次负伤，积劳成疾，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现在军事已经终结，如果他继续在外做官，那就有贪恋官位之嫌。现在长江已设提督，如果他仍然留在军中，那就近于不肯放权。他为母亲守丧，还未除服，如果不去补行，那就是忘了亲情。凡此种种，足以伤风败俗。

彭玉麟又说，人的聪明才力，不断使用，是会竭尽的。如果不善于收藏所短，必然导致失去所长。考察历代古人，早年颇有建树，而晚节末路，往往不保，有所谬误，才能变得平庸，精气也已经衰竭。每当他从史书中读到这样的事迹，都暗自叹息这样的人不善于收藏他的短处。

清廷下诏，同意了他的辞请。三等男爵黄翼升全面接掌长江水师。

彭玉麟会同曾国藩奏定水师营制。2月18日，曾国藩和彭玉麟上奏说，长江沿岸的五省，战事大致平息。以前招募的水勇，请朝廷批准改为常备水兵。本朝的绿营兵丁有五十多万，乾隆四十六年曾商议增补缺额，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丁忧回乡，也曾上疏请求裁兵五万。

自从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和回民相继武装造反，清廷都是依靠勇丁镇压造反者。国家养兵，每年花费两千万两银子。现在除了各省统辖的勇丁，合计有三十万人，而常备兵力仍然未能减少，不是长久之计。

大江水师，拥有一千多艘船只，两三千尊大炮，利器不宜随便抛弃，劲旅不宜裁撤。俸薪、口粮和修补船炮的经费，可以从长江酌留厘税，量入为出。水师有提督一名，总兵五名，营官、副将、参将和游击二十四名，哨官、都守、千总、把总和外委七百七十四名，士兵一万二千名，兵饷和杂费每月五万多两。

从荆州和岳州直至崇明，五千多里的水路上，设立六标部队分管辖区，共有七百七十四艘战船，二十四营兵力，副将营战船四十三艘，参将营战船三十三艘，游击营战船二十三艘。从提督到外委，都派给指挥船。长龙设大炮六尊，舢板设大小炮各两尊，在安徽和湖北的省城开设火药局，在湖南省城设子弹局，在汉阳、吴城和草鞋夹开设船局。

两人上奏的事宜有三十条，为长江水师的建议提供了基本方略。

但是，由于水师不再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