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2/4 页)

后，他以此来教导人们：任何时候都要中正和平，不要张狂，任何情况下都要不丢本色，也就是务必不骄不躁，务必谦虚谨慎。如果理解成象丧家犬那样，垂头丧气、把尾巴藏在屁股底下做人，可就大错特错了。

做人要低调一点，尤其是说话，应该尽量婉转一些，客气一些，给人一种诚恳的态度，最好不要趾高气昂，那样会让人望而生畏。试想，如果别人话都不想跟你讲，你又怎么可能跟别人搞好关系呢？

性格太直爽，说话有时候太直接了，会让人难以接受。很多时候，就算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说话的方式不对，也有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的。人都是感情动物，创伤了别人的感情，别人自然会觉得不舒服的。同样的话，换一种说话的口气，换一种态度，也许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彭德怀同志由于说话过于直率，结果让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屈辱。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贵在坦诚、直率。但是，他不只是直率，而且也有些草率。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批评，结果遭错误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为后来的含冤受辱埋下了种子。

真的英雄不是卤莽行事。彭德怀提意见是大丈夫行为，但是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提出激烈的意见而导致他不顺利的前程。

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学习如何通过艺术和巧妙的方式，把真话说出来，让对方乐意接受，乐意改正。而且，几乎所有时候，政治上是没有“直率”空间的，不懂得处事艺术，莽撞行事就会很危险。即便你对人无敌意，也要注意对方的身份，找准时机，才能提意见。把真话放在特定的语境中，真话也可以起误导作用，所以彭德怀确实直率得有点没有智慧。他是直率的，他是坦白的，他的用心是好的，但结果是什么呢，不但没有纠正别人的错误，就连自己也受到牵连。

其实，会有一种更好更明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仅仅用意好是不行的，还需采取一种合理可行的方法来做，这样对双方都好。直率是应该分场合的，人都是要自尊要面子的。如果有一个人当众指出了你的缺点，我真的不相信你会不生气。

借用一句很俗气的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少很多烦恼。

鲁迅先生在其短文《立论》里叙述了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该人家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他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于是他收回几句恭维；还有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于是他得到大家一顿合力的痛打。

又如某人请三人吃饭，来了两人，某人说：“该来的还不来”，其中一人生气离去，某人又说：“不该走的走了”，剩下那人也只好尴尬离去。这都说明，即使是一般的说话也不是随便乱说就可以的。古人说：“逢人减寿，见物添钱”，这虽说有些圆滑，但也说明说话要掌握听话人的心理，做到语言得体。

关于说话，关于做人，关于做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既定的方式，我们平时的为人处事也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的，至于这种方式是否恰当，大概很少有人反思过。

周恩来的含蓄幽默

周恩来的外交语言是出了名的含蓄、幽默而有智慧，不卑不亢。从他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他确实是机敏过人的一代外交大师。

周恩来外交大师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替代的。在访问苏联期间，他曾用汉语祝酒而导致当地领导人的质问：“周，你为什么不用俄语祝酒呢？你的俄语很好嘛！”他立即反应：“那么我们欢迎你来时以汉语祝酒。”当对方抱怨汉语难学时他回敬：“下午你来使馆，我们很乐意教会你！”这又一次表现出新中国的自主独立。

一位西方领导人问：“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怎么管公路叫马路呢？”

周总理回答：“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马列主义道路嘛！”

在建国之初，有一个外国记者当面问：“尊敬的周恩来先生，贵国现在一直在大力扫除旧社会的残渣陋习，那我冒昧地问一个问题，贵国有妓女吗？”当时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尖刻的问题为周总理捏一把汗，周总理笑了笑，说：“有，在台湾！”顿时响起满堂的掌声。

在某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外国记者很鄙视中国，曾经仗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