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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脱离了计划经济时代全民所有的国有形式，所以无论它的考核也好，最终的晋升、业绩处理也罢，都是取决与上一级行政官员是如何看待的，而非取决于市场，这样一个不唯实，只唯上的特点，就决定了在国有企业中，做人绝对重于做事。

而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以政府为背景、国企为依托的权贵阶层，它们在市场经济中予取予求，随心所欲地攫取资源，排斥异己，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体系内最大的毒瘤。

历史上的教训（1）

阳光之下，再无新事。

当我们对“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大加热议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尖锐的新问题，然而假如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样的故事不仅毫无新意，甚至还有着深刻的教训。

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曾经有过这样专门的一节，题目叫做“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内容描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民族工业也因此呈现出繁荣的面貌。

可以说，这样的论述是历史课本中少有的准确言论，事实上，从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倍。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然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盛行一时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质疑，而就在此时，实行“统制经济”的纳粹德国，却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崛起，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也通过两次“五年计划”，一举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强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的思潮便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决策层中，以蒋介石、宋子文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样对“国有化经济”情有独钟。

于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内忧外患之中，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把国营企业的发展放在了首位。在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而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借此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略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的时候，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最终确定。

非常时期，在国家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并无不可，然而在这种趋势下所出现的种种侵吞行为，却成为了摧毁当时中国经济的最终祸患。

当国家资本进入到诸如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的时候，一批以政府为背景依托的权贵官僚资本，则借助了国有化的东风迅速崛起，凭借着体制带来的优势，将许多优质的民营企业趁机纳为私有。

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融垄断、通货膨胀、物资管制等负面因素又随之而生，使得本来具有美好前景的民营企业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变得日益凋敝，在金融业只对国营企业开放的条件下，这些民营企业举贷无门，不得不以高昂的利息去借高利贷，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使得到手的资金迅速缩水，好不容易将企业发展的资金筹集完备，在物资管制的压力面前又顿时束手无策，就这样，民营企业在国营与权贵资本的双重挤压之下开始变得萎缩。

在抗战胜利之后，大批日伪产业的被接受，更使得国营资本变得空前膨胀，到1948年的时候，民营工业资本缩水到仅为战前的，而国家及官僚资本则增至战前的倍。

在这场浩劫之后，大批的民营工厂纷纷倒闭，以至工人大批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货膨胀最终失去控制，导致了最后的大败局。

历史上的教训（2）

在过去的总结中，我们在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军事因素的同时，往往也会捎带批评一下经济上的因素，现在我们看来，与其含糊其辞，不如说是这种权贵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侵吞，才是一切败局的总源头。

及至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在痛定思痛之后，将“国营经济民营化”作为新的发展方针，由此才带来了台湾经济在七十年代所出现的腾飞。

回忆这样的往事，意义并不在于史案钩沉，找出更多的猛料，而是在今日“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以史为鉴，为我们的论述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