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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根本改变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对各种以为不需要这种革命，而只靠某些方面的改良就能救中国的主张，特别是以改良的名义维护旧制度的主张。那时，共产党人反对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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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主张行不通，救不了国。但对于抱着救国愿望办工业、办教育的人，对于暂时不能接受革命主张而热切企望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人，共产党是视为同盟者的。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迟或早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有的甚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以上几点，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反封建斗争直至胜利。

共产党生长在封建势力的包围中，它自身是否受到封建主义的坏影响呢？民主革命时，党领导的军队和掌握政权的局部地区，实行了中国军队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

党不断地向自己队伍内部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斗争，这些倾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烙印。

在党的生活中缺乏民主，这和战争环境、地下工作条件有关；但党的各级领导人往往有家长制作风，却是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的。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时，党内民主就更加缺乏，家长制和其他带有封建烙印的倾向也更加滋长。

３０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实质是否认中国革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当前任务，于是把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可以成为同盟军的一切力量都视为敌人。这种错误曾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损失。

“左”

倾错误又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本来是五四时期解放思想的结果。

人们经过各种不同思想的比较，并通过实践的检验，进行理性的思考，才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奉为经典，这就严重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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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战斗力。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３０年代后期，用很大的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和在思想理论上全面纠正了“左”倾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党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克服“左”倾错误后的重大成果。这个理论不仅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而且为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画出了蓝图。

毛泽东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概念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是说，民主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而必须扩及绝大多数人。

在“五四”

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外又加上民族的，这显然是为了纠正“五四”的偏颇。所谓民族的，就是有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特点，要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要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毛泽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又赞成发展个性。在后一点上，他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

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

（《论联合政府》）。事实上，在为救亡和革命而共同斗争中，中国的青年和广大人民的个性的发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五四运动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没有（或者很少）

想到农民，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需要个性解放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证明，农民的聪明才智在从旧制度的压迫下释放出来时，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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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胜利，成为整个国民文化的。

因此，反封建斗争不能只限于文化领域内，而必须首先在政治、经济上取得胜利。

１９４９年全国大陆的解放，宣告反封建斗争在政治上的胜利。

１９５０年左右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宣告反封建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

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在中国反封建斗争史上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当然，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