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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品的高下，不在作品的主题和题材，而在于究竟把自己放了多少到作品中去，可见这种爱从主观上说，乃是艺术创作的最深厚的根源。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深刻指出：“当一个孩子认为，坏了一个轮子的玩具汽车像受伤的小鸟一样感到痛苦的时候，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一种同情心，是产生良知和诗意的土壤。”《教育的艺术》第19页。良知是善，诗意是美，两者都来自扩大的同情。所以他十分重视在教育的对象身上培养“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怜悯心”，他认为“他们的道德和对人们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小时候对飞鸟、花草、树木的态度”。《给儿子的信》第43页。所以他特别强调使教育的对象关心、热爱花草树木和鸟兽以及鱼缸中的鱼儿，以便磨炼他们的真挚的同情心。他指出：“薄情会产生冷漠，冷漠会产生自私自利，而且自私自利则是残酷无情之源。为了防止薄情的滋生”，必须“培养孩子们要学会真诚地关怀、惦念、怜惜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的东西——树木、花草、禽鸟、动物。如果一个孩子会深切地关心在隆冬严寒中无处栖身的小山雀并设法去保护它免遭灾难，能想到保护小树过冬，那么这个孩子待人也绝不会冷酷无情”。《帕夫雷什中学》第193页。他又说，如果“孩子们移栽并浇灌幼小嫩弱植物，保护它们免受严寒袭击，为它们的生命忧心忡忡”，“如果儿童亲手培育过，并且用自己呼出的微热温暖过娇嫩的小植物，如果他曾时刻把这棵植物的命运挂在心上，并为它坐立不安，感受过痛苦，如果他为了使那棵孱弱纤细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幼苗成长为粗壮挺拔的大树而操过心，那他就会成为善良、真诚、热忱和富于同情心的人。”反之，“如果你对这些生物冷漠无情乃至残忍相待，任意折树枝、摘生果，那就说明你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人。”同③第76—77页。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些意见，我国古代诗人和哲人早就注意到了。杜甫的两句诗：“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卷起门帘让燕子自由出入，不要放任儿童伤害慈爱的乌鸦。）不就是这种态度吗？熊十力说：“学校之教与个人自修，当于培养恻隐之同情注意，不待言已，……圣人立教，方春不折，《礼记》曰，伐一草一木，不以其时非孝也，云云，纯是培养同情，用意深远矣。周叔茂：窗前草不除……，美哉言乎。”“若有人焉，于春季伐草木是不仁也，不仁者不足列于人类，辱其亲矣。”《*篇》龙门联合书局1959年版第39页。这话与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话表明，善与美不可分，爱美必然向善；还有，爱人与爱物不可分，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仅爱人，也会爱物，不但推己及人，而且能推己及物，这是爱的深化和扩大，两者完全是统一的，只有达到爱物的程度才能真诚地、深刻地爱人。古人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民与物相提并论是有深意的。《红楼梦》里黛玉葬花是爱美与向善的一个最生动的例证。请看小说里的描写：

那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岸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花扫起来，倒在那水里去吧，我才倒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倒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黛玉对花瓣这样痛惜，这样体贴入微，表现了他们既是美的维护者，也是善的追求者，两者都出自爱。依常理度之，他们这种举动实在“痴”得可以，但这是爱得发“痴”，是爱到变态的程度。而正是这种“痴态”才充分展示了他们内心深处所蕴含的爱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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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1）

前面已讲过一些这种浑然与万物同体或泛神爱的境界是不自知或不自觉的，浑然即非自觉的、物我两忘状态。“初无舍己为人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其爱人爱物是性之所至，自然而然，不得不然，并非有意为之。一旦意识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