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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因篇佳而名”的创作现象在古典诗词中虽未受到注意,其实并不鲜见,初唐诗人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也属此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诗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句其实并非陈子昂首创,而是对晋宋间已有熟语的沿用。据唐本事诗《嘲戏》载,南北朝时的宋武帝,一次在吟谢庄《月赋》时,曾称叹良久说:“希逸之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谓“二字说明它已是时人熟知的俗语了。陈子昂的一首四句的诗竟有两句是取自广为人知的熟语,似乎独创的价值不大,所以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编《陈子昂文集》时也未收录此诗。但有如此半篇“抄袭”之嫌的短诗,却能成为陈子昂流传最广的名篇,倾倒历代读者,原因就在“句因篇佳而名”。此佳句作熟语时,意义仅在“独此一个”,而一旦写进陈子昂的诗里,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相联袂,言简而意深,原句的内涵得到了质的扩展。陈子昂在这首诗里,以慷慨悲凉的调子,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知音难求的孤独悲伤的心境,而这样的孤独忧患的心境,又常常为历代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所共有,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得到了历代人的激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一句原本平淡无奇的熟语,遂因篇佳而名,成为千古绝唱。
其实在古典诗词创作中,不仅“句因篇佳而名”,字词也可以因篇佳而名。宋代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被誉为炼字的千古佳话,以至人们大都以为“绿”的形容词作动词用是王安石的首创。其实“绿”的形容词作动词用并非王安石的首创,前人已多有用之。如丘为有诗“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有诗“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有诗“主人山门绿”……而王安石的“绿”字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将前人的炼字之功归于已有,这除了那段广为流传的炼字佳话起了舆论宣传作用外,更主要的是王安石整篇诗较前人的那些作品更为优秀。前人的那些作品大都为写景而写景,内容空泛,缺乏深意,因而鲜为人知,连一般的古诗选本都不选录。而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情景交融,意境深远,伤时感世,乡情真挚感人,更具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所以“绿”字到了他的笔下,尽管是袭用前人,但也熠熠闪光,传达出前人的诗作所难有的艺术魅力。
“句因篇佳而名”与“篇因句佳而名”一样,也是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规律,它在古典诗论的研究中,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写作》1995年第11期
刘兰芝焦仲卿怎样离开焦家
汉代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写到刘兰芝被休回娘家,焦仲卿回府时,对于二人是一路同行,还是一先一后分开而行的细节,交代的似有些语焉不详:“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从字面上看,这一“前”一“后”是前后相随、一起结伴而行,还是一先行,一后走,两人分开而行的,意思实在不大明确。而不同的离家形式,对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划,以及主题的表现,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当把这首叙事长诗改编成其他艺术样式时,就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了。
在常见的古诗选本以及大中教材中,因为词意的浅显,对“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是不加注释的,但在分析上,却都是当作二人同行来理解的。有些古诗选本的插图以及连环画之类,画的都是二人同时上路的。而译诗也都译为二人同行,如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名诗今译》,就将此译为“仲卿骑马走在前,兰芝坐车跟在后”。再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古诗文注析译》,也将此译为“焦仲卿骑着马在前面走,刘兰芝坐的车子跟在后头”。一个“跟”字,点明了二人是同时上路,结伴而行的。但把二人离开焦家,理解为同时而行,到了大道口才分别,至少有三点不妥:
首先,它与下面接着写到的“俱会大道口”相矛盾。“俱会”就是别后相会之意,那些古诗的译文也是把“俱会”当作“相会”来翻译的。但如果二人不是分开先后而行,而是结伴同行的,那也就不存在大道口的别后相会了。其次,那专横无理、滥施淫威的婆婆,也绝不可能会允许他们二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然出双入对,结对而行的,而她要做到这一点,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