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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难易而共富贵者难纵观中国封建历史，君臣一起打天下时，大臣们越能干就越能得到君主的欣赏和重用，一旦天下平定后，能干的优点就会变成独断专行的同义词，就会令皇上不能容忍，如前面提到的李善长、胡惟庸就是类似的例子。特别是那些与皇上一起谋权篡位的功臣宿将，皇帝的一切机密他们都知晓，如果事成之后不及时退身归隐，就会令皇上寝食不安。因为他们虽然是皇帝谋天下的心腹，却也同样是皇帝坐天下的隐患，所以必须除去方可心安。清朝雍正皇帝就是如此。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后，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外面依靠川陕总督年羹尧，廷内依靠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在宫中侍奉康熙的隆科多，一举夺取皇位。雍正登位以后，年羹尧和隆科多没有及时退隐，而是在雍正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声中昏昏然，以为雍正只能依靠他们，不会加害他们。谁知，正当他们位极人臣之际，雍正一纸诏书，先将已加封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收入狱中，此时距雍正登基仅仅三年不到，不久又以九十二大罪赐年羹尧在狱中自尽。接着又轮到了隆科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隆科多以大不敬之罪五等、凡四十一款，被永远禁锢，次年就死于禁中。雍正上台后所以迫不及待地杀死年羹尧和隆科多，就因为他自己上台的秘密全在他们手里，一日不除去他们，雍正心中就一日不安。如果年羹尧和隆科多能及早归隐，雍正或许还能放他们一马，但他们沉浸在加官晋爵的红灯绿酒之中，有点儿忘乎所以了，结果又重蹈前人覆辙，这也是他们贪恋官爵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也进行了打击。在统一全国后，就赐予功臣宿将大量的土地，但这批新贵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兼并掠夺土地，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这班新地主阶级就渐渐和中央皇权产生了矛盾。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4）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凡被认为对明王朝有危险的文武大臣，都被罗织罪状，加上胡党的罪名，处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之后，随着朱元璋翦除异己、镇压反对派的需要，又制造所谓通倭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发展到曾串通李善长谋反，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胡案十年间，牵连被杀的公侯、大将、文臣达二十余人，合计杀了三万多人。成为明初第一大狱。

胡案以后，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一万五千人，把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除胡蓝两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对某个开国功臣或赐死，或鞭死，或砍头。连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徐达也没能幸免。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屠杀功臣最厉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杀功臣手段之狠，连他最崇拜的老乡刘邦也望尘莫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数以万计地屠杀元勋宿将，冀图保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度，以维护未来嗣君。但由于功臣武将几乎被诛杀殆尽，因而军权已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内部矛盾表面化，终于爆发了“靖难之役”，建文帝无战功显赫的武将可资调遣，亦无老谋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后城破自焚而亡。

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很多独创性的措施，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统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过贡献。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在于解放奴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保护商业，繁荣了市场；在于严惩贪官污吏；在于不信符端，不求长生，讲究节俭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应该肯定的。但他的缺点也很多，这个曾被封建地主阶级视为“盗贼”的人，时时担心着江山巩固问题，故使他“忧危积心”。为此，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不断进行改造，大肆屠杀功臣。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必定是封建君王们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诀。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犯下滔天大罪。如果你是领导者，功成名就之时，切不可效仿古代帝王。须知，没有那些功臣，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