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2/4 页)

命运最乖舛多变的年代。我在德国的时间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德国一分两半，被夹在东西两大阵营中间，也是痛苦不堪。因此谈起了德国，我和季羡林先生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面对这位硕硕勋儒，我突然想起自己藏书的爱好。如果请他为我关于藏书的书题词，岂不妙哉！

于是我对季羡林说：“季老，我一直收藏签名书，等着将来退休后好好写写这些书，写写我得到这些书的经历，写写帮助我得到这些书的朋友。我已经想好了书名，请你为我题个词。”

“书名是什么？”

“藏书，记事，忆人。”

季羡林的字如其人，也是清瘦见骨，是那种典型的文人书法。这不同于一般书法家的作品，这种书法风格的养成，靠的不是临池挥毫，力透纸背，而是靠长年累月地埋首文案，辛辛苦苦爬格子。这种书法带有浓厚的书卷气，能够给人以轻松自然的视觉享受。

其实，早在1997年，我就得到了季羡林的签名书。那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季羡林自传》。这本书虽然名为“自传”，却并非专门写成的传记作品，而是季羡林一些回忆文章的集纳。由于季羡林几十年来一直勤于笔耕，所以这虽然不是专门的传记，但从这些集纳的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看到季羡林的人生轨迹。

2007年初，季羡林出版了《病榻杂记》。他在书中著文，谦虚地辞去人们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他写道：“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求真务实的谦虚态度的确令人钦佩。《病榻杂记》出版后不久，我通过301医院的朋友得到了季老的签名本。

我仔细读过一些季羡林的散文。他对生命的豁达态度对我很有启发。在《老年谈老》中，季羡林写道：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20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80岁和90岁的时候，季老分别写了《八十述怀》和《九十述怀》。在《八十述怀》中，季羡林引用冯友兰的一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88岁，“茶”是108岁。季羡林说，他是没有什么大志的人，但他“相期以米”，他知道，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他并不恐惧，因为在他眼里，既看到了坟，也看到了野百合和野蔷薇，在未来的路上，他眼前会“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在《九十述怀》中，季羡林又说，在他眼里，坟墓多了，野百合少了，但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他的步伐。

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真诚地希望，以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去生活，季羡林“相期以茶”的那一天，真的会到来……

金庸赠我一箱书

我很少读武侠小说，但对金庸却是闻名已久了。在中国，又有谁不知道金庸呢？在宋代，柳永的词传播很广，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说法。这个说法现在常常被改成“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了。

我不但知道金庸的大名，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签名书。于是，我找到了刘延东同志。刘延东与港澳各界人士有着广泛联系。我请刘延东在金庸访问北京的时候，安排我请他吃一次饭。不久，宴请的事就定了下来。

金庸气质雍容大方，始终面带微笑，给我一种非常友好而善解人意的印象。作为小说家，他非常有名；作为报人，他也以查良镛的本名闻名香港报界。1985年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所以他对香港回归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而我恰好对香港问题也有所研究，所以我们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找到了共同话题。金庸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

为显示索取签名书的诚意，我专门请来了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佟铁鑫。没想到，佟铁鑫是个金庸迷。他说，他最喜欢的书籍，就是金庸的小说了。席间，他用雄浑的男中音演唱了一首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插曲。

这次聚餐，使我的索书要求得到了超额的满足。我原来只想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