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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内心时常渴望的东西，因为，多年来他梦想的激荡生活现在真的就出现在了身边。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2）

生活充满了不安、紧张和杀机。

白天，当他在希伯莱大学攻读“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时候，他得时刻提防一个手雷会扔进教室；夜晚，当他回到家中倒头睡下的时候，他的枕下放着的正是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中士的象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冲锋枪，一把或许是全世界最好的手提式冲锋枪。

经常地，当他行走在耶路撒冷时，他得时刻提防阿拉伯人兄弟的无意攻击：一个烧得通红的螺丝帽，被用薄铁皮夹着刺破了空气呼啸而来，一旦被它击中，即使不致于立刻毙命，杀伤力也足够可怕。

几乎是一下飞机，陈建平就加入了以色列国籍，而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当然的预备役军人。在每年四十五天的预备役中，每天他都必须手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和战友巡逻在随时可能爆发起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这时，陈建平往往远离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远离了他酷爱的语言学，远离了这块神奇之土上人类曾经遗留下的文明印迹，以及一个叫作耶稣的男子，以及他对一个充满了罪恶、贪婪、淫乱等等罪恶的世界的拯救。心情极其复杂地，陈建平紧张地行走在土尔卡恩、吉巴利亚等等著名的难民营地，他知道，在这里，云集着巴勒斯坦最强悍的造反者，在这里，随时随地会出现手持武器的“法塔赫”成员，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理解一个来自中国，对激荡生活有着乌托邦冲动的年轻人的内心感受，当他们的冲锋枪口喷出火焰的那刹那，照样会毫不留情地毁灭陈建平，毁灭他从来的，渴望破解人类母语的热忱。

陈建平不会忘却这样的情景：

1989年夏天的吉巴利亚难民营。

陈建平和他的国防军战友，来自俄国的犹太兄弟一起作着例行巡逻。走到一个宽大的帐篷前，他的战友，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竟然从裤子中掏出生殖器对着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一个劲儿地晃动。

这个下流而猥亵的举动激怒了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刹那间，老头、老太、小伙子，足有100多人从各个帐篷中发狂似的冲了上来，那架势直要把他俩撕成碎片。

那瞬间，陈建平呼吸急促，他听见自己沉重的心跳，死神仿佛转眼间已到了他的身边，他拼命拉着“乌齐”的枪栓，但不知怎么搞的，枪栓怎么样也拉不开。

他看见战友那张惨白的脸，也看见阿拉伯人那张张狂热的脸，他几乎已经可以闻到他们嘴唇中喷出的气息了，感觉到脖子被死神狠狠扼住后的窒息，就在这个绝望时刻，他听到了枪栓拉开的声响，随后，如同做梦一般，他看见枪口冒出的一缕缕白烟，那么多的阿拉伯人生生地停在了他和他的战友前面，转眼之间，这些有理由疯狂的阿拉伯人全都退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后来他才知道，他将“乌齐”冲锋枪的32发子弹全都发射了出去，出于本能，他的枪口向着吉巴利亚难民营的天空，向着千百年以来这块被不同民族的马蹄、弓箭和火炮所蹂躏了的土地上空。

陈建平还不会遗忘这样的情景：

是在戈兰高地一侧，他和战友们坐在装甲巡逻车四处查看的时候。

前面传来了枪声和骚动的声响。他的战友忍耐不住地跳下了装甲巡逻车，向前徒步而去。陈建平看见战友脱下钢盔的那个大大的头颅，随后，在黄昏的暮色中他看见战友不知为什么飞快地奔跑了起来，再接着，他听见了枪声，是巴勒斯坦的狙击手发出的子弹，战友的头颅整个被子弹掀开，脑浆四溅到战友举起的钢盔中，捧着装有自己脑浆的钢盔，战友足足跑了几十米，才猛然倒在戈兰高地粗劣的土地上。

杀戮让陈建平厌恶，仇恨让陈建平无所适从，而他所追求的激荡也决非暴力一词可以解释，在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世代生死搏杀中，出生于中国上海的陈建平作为整个中国大陆的第二个留学生难以确立自己的立场。

正是在这样可怕并且恐惧的生存环境中，陈建平继续着他的的学业，一直到三年之后，当他的第一任太太从上海来到了以色列，他才毅然决然地中断了在希伯莱大学的学业，先是来到以色列《目标》杂志社担任军事记者，稍后，又来到以色列最著名的媒体之一的《国土报》担任它的东方文化顾问。

时间已是1990年。

在以色列生活多年的陈建平已充分地“以色列化”。

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每天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