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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明白，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的战地救护，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也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　万国租界”鼓浪屿的他，为什么就成了人民的罪人呢？年幼无知的我，找不到善与恶、是与非、罪与罚的标准，我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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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有话说（3）

工作中的杨锦麟（一）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花季的十四岁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副铁镣伴随我走上了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我要告诉我的后代，我第一次偷着尝试抽烟，是在双十最混乱和最动荡的1966年，时年仅仅十四岁；和烟草还有过的另一点记忆的链接，应该是1966年的冬天，被红卫兵从福州抓回厦门接受批判的教育厅长王于井，当时和她的秘书被关押在和平楼楼梯底下的工具室，王于井烟瘾极大，两手被烟草熏得焦黄，一天晚上，大概是烟瘾难忍，王于井看看四下无人，于是对一旁看热闹的我展开政治攻势，无知的我乐癫癫地跑到镇海路的小烟摊上，给王于井买回两包汀溪牌的烟丝，至今依然记得王于井贪婪地吸着手卷纸烟，吐雾吞云的定格画面……

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我，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数学教研室里的昏暗灯光下，和龚慎思（后来才知道是许建立同学的姐姐）、王少华学姐双手沾满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着革命传单，这是当时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的我，每天乐此不疲的“　功课”和“　作业”；1967年复课闹革命期间，如果不是林雪娥老师及时的止喝，我可能会将更多的石块扔向那些当众说我是四类分子儿子的同班女同学；过了若干年，在我下乡所在的象洞公社的圩场上，如果不是同班同学，同一个大队插队的杨毓棋同学拼死拉住我的手臂，我手中的砍柴刀可能早就劈向那个在大庭广众斥骂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的农民；如果不是这种原罪的铁镣，我也不至于在武平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也不至于在病退回城之后，到处扛石头打小工，清下水道淤泥度日，或者利用周末晚上，在厦大大礼堂和厦门市任何一家电影院，骑着自行车来回狂奔，赚取微薄的津贴“　聊补无米之炊”；这次庄振典兄告诉我，我所在的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已经逝世，逝世前，最让罗胜男牵挂的是，当年所在公社党委，曾经要求罗胜男就近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因为他们是“　黑七类”子女，让罗胜男生前最感到困惑的是，庄振典和杨锦麟是他所了解的知识青年中，各方面表现最好者，为什么要被暗中监视呢，为什么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还要有加倍的付出呢？罗胜男临终前并没有对家人交待太多的后事，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必须将当年自己受命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这件事想方设法告诉他们，他在临终前还想着我，而我却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眷恋那一片红土壤，“　近乡情怯”在这里只能有负面的解读，甚至不敢试作解读。虽然我时至今日做梦还能梦见当年的梯田和无数道田坎弯弯……

还有很多不堪回首，一旦蓦然回首就会有伤痛不已的记忆……

学校一分为二，同学一分为二，老师一分为二，还有很多被撕裂的故事和被撕裂的伤口，为了争取进步争取表现，作为“　黑七类”的儿子，我也就是那时，在幼小心灵里埋下对原罪的朦胧解读和希望最终可以脱胎换骨的赎罪基因。尽早赎罪是为了尽早站在革命的队伍中，去爬山涉水，去脱胎换骨，希望在一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是当年自己经常做的梦；这个荒唐的梦境终究没有机会实现，但一纸初中毕业证书和一只橡胶皮制作的“　草鞋”，一套《毛泽东选集》，一声足以掩盖梧村火车站站台上空不断哭声的汽笛声，那一声长长的汽笛，是如此的悠扬，如此的浑厚，如此的无法掩饰的忧伤，“　反革命分子”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参与送行的，只有妈妈在月台上泪水盈盈地看着我，那一张挂满泪水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我兴冲冲地登上了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的征途，却不知道此情此景就叫做生离死别。就这样告别了母校，走上了人生旅程新的路途，这段路足足走了整整的八年……

之后和母校的邂逅，是在返城之后参加当年的高考，时在1978年、1979年间，我还在街道办事处打一份散工，记忆最深的一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