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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李世民也的确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的作品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荡，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最精彩、最得意的作品——“贞观之治”。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因为读史颇多，深谙其中玄机。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其时呈现出一派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工夫，到了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斯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作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以一支朱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采。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在谦虚的背后，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豪迈与自得？还有诸如《伤辽东阵亡》《帝京篇》《过旧宅》等篇，也正对应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峥嵘岁月与济世安民的帝王胸襟。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李世民执政期间，竭力缩小这种等级森严的鸿沟，君臣之间，坦诚相见，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特别是将原来政治上的反对派也请了进来，恩礼优待，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半夜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徵，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并且多次建议早点对李世民采取措施，先发制人，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这十八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在后来的文事武事上，都成为他重要的助手。没有过人的胸襟，是撑不起二十三年的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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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李世民：帝王弄翰墨（2）

团结文化精英，施行清明政治，事实上也大大减少了后世人们对于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这些致命错误的口诛笔伐，更多的是托起了一个功大于过、有为有威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的诗中，有许多是大宴群臣、奖掖大臣或是怀思故臣时所作，如《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赐房玄龄》等，君臣之间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情状，跃然纸上。以善谏闻名的魏徵病逝之后，唐太宗不胜悲伤，作有一首《望送魏徵葬》，送葬的队伍愈行愈远，昔日不惜犯颜直谏的股肱耿直之臣逝去，心中百感交集，“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他在宫中翘首踮望，扼腕良臣之死，为之潸然泪下，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到了晚年，与李世民一起举事的大臣，包括他最初的政敌，也成为同朝君臣，最后大都安享晚年。而明太祖朱元璋一旦坐稳龙床，便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斩杀殆尽。两人胸襟，不可同日而语。

帝王也是个体的人，李世民更是个性情中人。他兴趣广泛，“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尤喜读书，手不释卷。闲暇之余，兴之所至，一座小山，一树烟柳，一把琵琶，他也会捉笔写来，丝毫不掩饰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的点滴得失之情。大殿之上，烛光摇曳，他便《咏烛》了：“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面对一丛残菊，他也随手拈来：“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持今岁色，复结后年芳。”再有，看到桃花盛开，见之心喜，便也随手赋诗：“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一场细雨，扫却灰尘，滋润庄禾，他抚掌大悦：“对此欣登岁，披襟弄五弦。”这哪里像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分明是一个性情豁达、把酒临风的文人墨客。

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不管水平如何，但是他一带头，一提倡，一鼓励，诗歌似乎立即又上升到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种巨大的轰动效应，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整个唐朝，无论兴衰成败，都弥漫着浓郁的人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