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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军费支出32亿7千1百万日元，1938年增至59亿6千2百万日元；1939年再增至61亿5千6百万日元，军费支出在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8。9％、73。3％、68。5％＇注：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09页，东京1974年版。宋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336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加上1939年秋、冬出现严重的粮荒，使日本政府更加焦头烂额。国力的匮乏和国民的反战情绪给日本军部的首脑们沉重的打击。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对当时的形势一筹莫展：“我作为参谋次长，首先从各方面了解了因中国事变的拖延，日本的力量究竟还剩下多少。我认为，从外表看日本是强大的，但恰好象水果从内部腐烂那样，所以是不能长久的＇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13页。＇。”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本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而被迫宣布“帝国不介入，专注于中国事变。”战争前景的黯淡，使日本陆军中就如何解决中国事变引起相当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选》合订本第934页。＇o”中国人民独立的英勇反抗斗争，有力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狂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对苏联作战年度的计划。但由于苏联在远东地区加强战备，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沉重打击，日军到1935年伤亡总数累计达16万9千余人＇注：井上靖：《昭和五十年～日本新书8》，第81～82页，1976年东京版。＇，因而不敢再轻举妄动。“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体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到进展＇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601页。＇。”

随着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形成军事同盟。1940年9月，三国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国、意大利在西方“建设欧洲新秩序”，德、意承认日本在东方“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他们合伙制订了一个从中国北面经过西伯利亚，从中国南面经过印度洋，把欧洲战场同亚洲战场直接联系起来的战略企图，通过这样一个联合军事行动，来达到它们征服世界的目的。

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希特勒就对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大将说：“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军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注：《历史与人物》1978年第8期第43～44页，日本中央公论处出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又电示驻日大使奥托：“用你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61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在德国的怂恿下，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41年6月下旬的日军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当年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实施“北进”计划做准备。然而，当时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左火右田）俊六极力反对，告诫日军大本营不要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54页。＇”。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苏联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尽管日本看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力不从心，未能如愿。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只有“德苏战争演变为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注：同上，第155～156页。＇。”毛泽东曾指出：“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选合订本第477页。＇。”客观上，这种局面的出现，使苏联摆脱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从容地把东部地区作为巩固的后方，全力投入苏德战场。可以说，日本放弃“北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使其欲罢不能。

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2日，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适应新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