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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的请求。

那时我和美伦带着女儿蕙兰，一家叁口租住在新生南路叁段龙安国小对面的巷子里，是一幢四楼公寓的二楼，收到部令时，正好租约到期，我们决定不再续约；正巧同一办公室的乌元彦在连云街的公寓暂时空着，可以让我们借住两、叁个礼拜，我和妻小就搬了进去，做好外放的准备，包括零碎东西的采购，从日用品到碗盘都需购置，衬衫西装也都要订制，另外抽空接受同仁的欢送，忙得不亦乐乎。机票也订好，治装费也领了，一切就绪後，在喜乐中等着启程。

宋时选传达“上面”之意

当我们搬进连云街公寓两个礼拜後，宋时选表哥突然来访，一进门就很客气、委婉地说：“我已经向‘上面’报告了你外放的事，他很高兴；但是‘上面’不太放心，认为旧金山的侨界太复杂，最好不要去，继续留在‘外交部’工作就可以了，不必急着出去，在这里照样可以升迁。你条件这麽好，到时候会帮你忙，慢慢做，该升科长时，就可以升科长，在台北方便多了，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我负责另外替你们租个公寓安定下来。‘上面’是为你好，虽然你已做了出去准备，还来得及调整；至於‘外交部’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找个理由和沈部长说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你打消去美国的意念”

听完宋时选一连串的陈述，我真是大吃一惊，但我只笑笑说：“表哥，这怎麽可能，我都准备妥当。机票买了，可以退，但是我做‘外交官’的主意是不会变的；我只求和平常人一样就好，我从不期盼有什麽特殊的安排，现在我能正常发展，反而要来阻挠我，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上面’在顾虑什麽？如果我连美国都不能去，我以後还能到哪个国家去当‘外交官’？如果我没有外放的经验，我又怎麽可能留在外交界？请让我和一般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做事，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我最高的期望了。拜托表哥尽快向‘上面’反应，帮忙替我说说话，同意我去上任。”

那段时间，每和宋时选谈到父亲时，他都以“上面”来称呼，偶尔会说“经国先生”；但王升和我们谈话中，则很自然地说“父亲”如何如何，让我和孝慈听在耳里，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劝退

从大二开始，每隔一段时间王升会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东路的家去吃吃饭，我们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为“王伯母”，因为我们一直喊王升为“王老伯”。这种称呼其实不妥，因为他比经国先生还小七岁。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说父亲是他的老师，要我们以“师兄弟”互称，我们忙说怎麽敢当，後来就一直没改口，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饭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亲自下厨。当我和孝慈从美国回台後，几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过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间中断，没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节前，就会接到追随王升数十年忠心耿耿的参谋王耀华电话提醒我们前往。

王升几十年来对我们的用心，很令我们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担一些父亲无法养育我们的自责，也似乎在设法弥补母亲猝然过世所造成的遗憾。外面传说，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亲之托，把我们放在他家从小带到大，则绝非事实，我们从未在王家住过一晚。王升和宋时选应当是奉令负责照料我们生活，包括把费用送到新竹，交给外婆或二舅　若。直到大学毕业，成年之後，孝慈和我与王升之间才有直接来往。长期他扮演长辈角色，我们对他的意见很少违逆。

当宋时选劝阻无效、铩羽而归後，便由王升来继续劝说。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来到连云街，用宋时选雷同的说辞，要我放弃赴美，并以确切的口吻保证，如果我同意留在台北，照样可以有很好的仕途发展。他也强调旧金山侨社的复杂，他说除了左派，还有独派，并以两年前（一九七○）在纽约发生“台独”分子刺杀父亲的事件，提醒我万一发生什麽意外，这个责任谁担得起？王升本来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说尽了好话，就是希望我改变初衷，留在台北不要出去。他直说了，是受了父亲之托来劝服我的。

坚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父亲的意思。虽然王宋两人讲了许多理由，还是牵强，很难让我觉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个小小的“副领事”，哪有可能引起独派或左派分子的兴趣而会对我如何？况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晓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国这麽开放的社会里，绝不至於有人会冒进。他们说辞中，最不能让我接受的，反而是他们的保证，说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