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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商行的总经理也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5元。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种植园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藤原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藤原的。

高丽人权首尔父子开设的祥茂商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辰基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辰基银行被迫关门，叫来警察。暂停营业。”祥茂商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48年3、4月间，新京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藤原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如果没有旧势力钱庄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让部分新京富人破点财而已，不至于演化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

1940年代的新京，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新京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新京银钱业的领袖，与辰基银行和帝国银行同为维持帝国东部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辰基银行而言，起初两浙路本地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50万，少则20万余”。本地钱庄主要是为太湖一带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新京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938年，新京只有8—10家规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0万—50万辰基钱，可是到了194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0元。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辰基银行拆款的速度，辰基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本地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新京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新京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商行和辰基银行销售，这些商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集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相当于银行支票，到期见票即兑）6000万元，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辰基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0万元。陈逸卿、戴嘉宝还从帝国银行、华夏银行和怡和商行借得1000万元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

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1949年6月，新加坡期货市场暴跌，新京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0余万元，戴嘉宝损失1800余万元，陆达生损失1200余万元。辰基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新京市长周煌会同新京商务总会会长周金，乘专车紧急赴神京，面见帝国金融大臣陈冠先。陈冠先转奏朝廷后，皇帝李浩于7月27日，批准向辰基银行紧急借款。此时的新京，辰基银行已呈现垄断的局面，辰基、汇丰、德华、加利、华胜、正金、东方汇理等9家大银行控制了新京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工厂、商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帝国金融法的保护，许多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入大银行，虽然大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日。周煌与9家大银行签订“维持新京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0万元，其中辰基银行800万元、汇丰500万两、德华500万元、华胜400万、正金300万、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