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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样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说，从经验看来，尽管中国、台湾和韩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些违反经济学准则，但它们的政策的确是很合理的。”

哈里·马科维茨：“美国的‘自由市场’是最好的政策，紧随其后的是中国。”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如果从经济的整体表现上看，显然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而且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出了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中国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很显然，我们可以排除这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中国政府聘请的宣传员的可能性。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是美国政府派来捧杀中国的密探呢？

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系享誉全球，那里经常有经济学大家到访，上回我就遇到过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中午吃饭时，美国教授介绍了一项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发现，“中国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导致贫富差异的加剧，相反缩小了贫富差距。”

我内功本来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表扬基本上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这次面对如此石破天惊的称赞，仍不免大惊失色。“你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美国教授以为是我的英语没有听懂，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济增长而缩小贫富差异的国家。”

过了整整五分钟，我才好不容易将如此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你的这个结论的证据是哪里来的？”“从你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上得来的。”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公认中国的贫富差异近几年有加剧的趋势，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已经接近了警戒线水平，贪污腐败和贫富差异并列为中国的两大社会问题。那么，为什么根据我们统计局的数字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统计局是如何统计居民收入的。通常，统计局选取一定数量的居民（比如，500户），统计他们的月收入。问题是，这些人回答收入的时候指的是他们的基本收入，而收入差异的大部分恰恰来自于基本收入之外。你也许会问，为什么统计局不能想点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无法代替统计局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了无数办法也解决不了。如果你有高招，可千万别忘了告诉我！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上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就中国农村现状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论。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农村目前的状态很严峻，问题比较多。美国学者尖锐地反驳道，做研究不能只凭感觉，要拿出数据。“我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刚好相反，中国农村的目前的状况很好，最充足的证据是，你们自己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城里人。”

由此可见，外国人对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不了解！

高度复杂的中国国情，不但外国人无法了解，有时候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有一次，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介绍一项他自己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位华人学者是华人中的佼佼者，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小有成就。他研究的主题是“影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主要因素”。看得出美国的那一套他已经很熟，他考察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位等等多种因素，甚至连本人是否是党员以及父亲是否是高干这样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剩下的其他因素都放在误差项里。你猜结果怎么样？

误差是最主要的预测指标。换一句话说，他根本没有发现影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最主要因素！为什么？因为这位仁兄是改革开放之前出的国，他不知道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政策型的。比如，同样两个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位等等完全相同的人，一个在银行、电讯、铁路、邮局、电力等垄断行业工作，一个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两个人的工资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大家，任何外国人有关中国的研究你不妨先打个问号。尤其那种短期到中国几个大城市转了一圈，逗留期间由中国人迎来送往的老外，他们的话一句也听不得。不是因为外国人笨，而是因为我们的国情确实太特殊。

外国人只注意到北京上海的发达和繁荣，却不知道中西部农村的贫穷和落后。

外国人只注意到中国宾馆大堂的气派，却不知道许多小学生连课桌都没有。

外国人只注意到中国游客超强的购买力，却不知道中国游客由于出国机会很少，四姑六姨都托买东西，花掉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