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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许多次失败的经验才能达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要掌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是更难一些，或更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反复地完全同样地出现。物质生产和科学实验，一次失败了，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进行，但社会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第二，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特别是自己所亲身参与了的过程时，往往容易因为有某些主观成分的干预，而不能真正做到客观地科学地全面地去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在研究以自然现象为对象的实践经验时，人们必须注意破除成见与偏见，那么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中更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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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这点。

这里之所以特别指出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极为艰难的，无非是为了说明总结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考验才能判定。错误的认识经过实践而得到纠正，不完全的认识经过实践而逐步提高到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２８４页）很明显的，要能从失败中很好地取得教训，就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也就是对经验给以科学的分析。

社会历史实践是不可能完全同样地重复的，但人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利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如果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

失败的经验之所以有用处，并不因为人们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实践。虽然具体条件变化了，但仍然可以利用失败的经验来改正自己的思想，这就更需要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

二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失败、成功，失败、成功的复杂曲折的历程。

一次大失败是在１９２７年，又一次大失败是在１９３４年。对于失败的经验如何总结，是个重要的问题。

这里只说一下１９３４年的失败。

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了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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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那时，红军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艰苦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个失败说明了什么呢？

当时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说法。

国民党反动派说，这个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还有一些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的托陈取消派分子作出另一种结论。他们认为，１９３４年的失败证明共产党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条路线是完全错了；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斗争，不能进行武装革命。他们的结论是取消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总结的呢？遵义会议和以后党的文件都认为，１９３４年的失败并不证明无产阶级党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错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是因为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对同一个革命失败的现象，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共立场出发的人，当然乐于采取上述第一种说法。

托陈取消派的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从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失败中已经得出取消革命的结论，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１９３４年的失败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对这次失败作出正确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如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且对党内的“左”

倾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

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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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纠正了从１９３１年１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年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从而在长征以后使党的力量重新迅速生长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