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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沃尔克是个“一辈子只能遇上一次”的间谍。这些情报使苏联密码破译人员能够破译美国海军使用的密码，从而使苏联能够监视美国海军的行动，这使苏联在情报方面占据了很大优势。

沃尔克在1972年美军军官鉴定中还被其指挥官称为“绝对忠诚”和“具备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人。沃尔克发现，在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通信中心，用普通的照相机偷拍绝密文件和密码资料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后来他说：“就连超级市场的安全措施都比海军的强。”他发展了几个下线并组成了自己的谍报网。被他发展的人包括：他的战友杰里·惠特沃思、他自己的儿子和哥哥。对于苏联人来说，利普卡和沃尔克这两个案子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揭露出“美国一些绝密单位里的安全措施仍然非常松懈，其麻痹大意的程度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绝大多数的主动上门者并不像沃尔克和利普卡这样直率。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设立在苏联驻外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特别是墨西哥情报站，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对付越来越多的“摇摆”分子——实际上是受美国情报机关指挥、表面上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双重间谍。

在这其中，最成功的“摇摆”分子是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陆军基地的军士长，代号“马雷克”。1966年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军使用的电子设备方面的情报。1968年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在以后8年里，他在墨西哥、西德、瑞士、日本和奥地利总共接触过26位专案官员。直到1976年5月，克格勃才从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菲利浦·阿吉（代号庞特）那里得知马雷克是个美国“摇摆”分子，他参与了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联合发起的秘密行动，而且阿吉本人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幕。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挑选一些机密文件提供给美国“摇摆”分子，以增加他们作为苏联间谍的可信度。大多数“摇摆”分子都是国防情报局挑选的，他们的工作是义务性的。虽然“摇摆”分子可以用来在发生冲突或危机时散布假情报，但他们也使得克格勃不得不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摇摆”分子和真正自愿为苏联工作的间谍。

在整个冷战时期，华盛顿情报站都未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内招募到可以给它提供高级政治情报的间谍。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情报站却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间谍的情报来源。华盛顿情报站的鲍里斯·谢多夫（一个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政治情报处官员）与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亨利·基辛格搭上了关系。

1968年身为尼克松竞选总统顾问的基辛格利用谢多夫向莫斯科解释说：尼克松树立的思想陈旧的冷战卫士的公众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尼克松本人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谢多夫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对他的祝贺以及愿意和尼克松一起改善美苏关系的愿望。在总统选举期间，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容忍了谢多夫与基辛格的秘密接触。然而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他坚持自己来负责与基辛格的联络。

1973年基辛格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多勃雷宁成为华盛顿唯—一个可以通过秘密地下停车场进入国务院的外国大使。而苏联驻华盛顿的其他情报人员则抱怨基辛格禁止下属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会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在美国国务院里的关系并了解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判时的“真实想法”。在华盛顿任职的23年里（从1963年到1986年）多勃雷宁曾与一系列美国决策者进行过接触，其中包括肯尼迪时期的迪安·腊斯克，里根时期的乔治·舒尔茨。在这方面任何一位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都无法与他相比。

克格勃下属的政治情报处在纽约的情报站也未能在美国政府内发展到“有价值”的间谍。然而联合国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目标。联合国秘书处里有300多名苏联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是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军官、间谍或新发展的人员。

1973年，纽约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掌握了情报站一些官员活动的详细情况和三个“卓有成效”的间谍（代号分别为：格列克、布列斯特、布里斯）之后，它的工作陷人了一片混乱。1974年底的一份报告认为，政治情报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几年来，情报站未能建立一个符合情报工作需要的关系网。

虽然纽约情报站在电子窃听、“积极措施”和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