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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这不是矫情，没必要矫情，50几岁的人了，该得的都得到了，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平常心看待拥有的一切。有的时候凤凰的大场面，我跟大家站在一起。事后有人说，你是个腕，干吗站在那个旮旯角上，我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的，实的是什么？是自己从里面学到什么，内涵积淀才是真的，那才是真正的自己。但说实话，做电视读报人让我领略到了“电视”这个强势媒体的威力，我写了半辈子文章，只有专业领域的人知道我的文章，知道我是谁，但是电视不一样，受众面太广，在我收到的热心观众来信中，写信者最小的是9岁孩子，最老的是80多岁的老叟。没想到凤凰读报节目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到之处很受欢迎，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公共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的称呼中，我更喜欢前者

记者：您曾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杨锦麟：公共知识分子，我很喜欢这个。《南方人物周刊》去年评的，坦白讲这不是我个人的造化，这是凤凰的造化，我怎么有本事和金庸并驾齐驱呢？我不是过分谦卑，但是香港只评了3个人，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但我蛮喜欢这个称号。我认为凤凰更多是公共，而不是民间，民间是我这个专栏作家的。这个平台不是我个人的，但是专栏是我个体的，我可以肆意驰骋，没有人约束我，我说谁好谁坏都行，但这里不行，我有合约。实际上，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载体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是不能实现的。比如他的住房，他的职称，他的追求进步，他如果没有这个体制，他很难独立存活，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机会越来越大，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或者从前读了一些书的人来讲，能找到一个平台，抒发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是可遇不可求。别人不敢说，我来香港谋生快20年，经历很多，从事的平面媒介很多，我以一个很朴素的下意识的感觉来讲，我很少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我真的喜欢这个企业，喜欢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喜欢这个平台给我的有限和无限的空间。在凤凰我的个性和平台的结合迸发出很多主观能动性和激情。我和凤凰，我相信这是一个缘分。

记者：您又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两者区别的？

杨锦麟：知道分子应该是王朔的一个贬义的说法，被《新周刊》掰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东西。我更认同自己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恢复到孔夫子，他没有任何新闻传播手段，他就是靠奔走游学，络绎不绝于道，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知道分子，知识分子是西方移植的概念，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不需要体制的攀附，他有自己独立存活的空间，有自己独立发言的机会。很多人会成为体制的叛逆者，离经叛道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不认同，搞得自己五六十岁还这么愤青。我认为不必，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这是一个商业台，不是东林党人坐而论道的台子

记者：凤凰走过了十年，您会对凤凰提出什么忠告？

杨锦麟：凤凰在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为了生存，它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可以理解的妥协，到一线去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他们有自己生存的压力，这是一个商业台，不是东林党人坐而论道的台子，他们要生存，只有生存才能发展，凤凰的不容易就从这点可以看出来，除了合约以外，它的坚忍不拔，求生的欲望，总是置死地而后生，它的logo也说明了这一点，不断在涅�中寻求重生的机会，靠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才能生存到今天。如果只是满足于太平盛世的歌功颂德，满足于大型节目的制作，大家很开心，凤凰的精神元气却会慢慢损耗。如果要给凤凰提出忠告的话，这就是我的忠告。当一个媒介已经成熟，有商业价值了，它应该怎么样让自己有更多的升华？这对凤凰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它会不会后继乏力？它会不会没有原来的创业激情，它会不会出现审美的疲劳，这些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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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3）

到凤凰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发育，但是青春痘长在别人的脸上

记者：在香港媒体谋生多年，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杨锦麟：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它更好，我不觉得这是境界，我觉得这是使命。我懂得中国，这跟我的经历有关，下乡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中国，打工让我知道什么是中国人，这种经历是刻骨铭心的。那时候当过小学教师，反正什么活都干。15岁的孩子把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