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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中人性化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空间可能是一方面,但更多的也许是不同的视角,也许这是凤凰的独特之处。我觉得如果说凤凰一直以来跟其他电视媒体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凤凰有时候更人性化,或者是说在一些哪怕是特别理性的思考的节目当中,也能夹杂一些感性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有一种特别平等的视角,用平等的对话来讨论任何问题。我们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我们就是媒体,就是采访者,无论你是官员也好,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平民百姓也好,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
记者:每期节目都亲自参与,有时候还要遭遇到很多阻挠,你觉得这种辛苦值得吗?
曾子墨: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苦啊。要说苦的话,我觉得晓楠比我苦多了。其实我们俩出差的状况比较像,就是说持续的要出差,而且出差常常是到一些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会有至少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拍的时候,而她好像每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而且她偏远的程度比我远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她真是挺不容易的,坚持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我们会通电话,聊聊比如说从节目的选题到工作的状态等等,就会很有共同语言。
记者:很多人喜欢把你和晓楠作比较,你们各自的节目选题上也都是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你觉得你和她的个性分别在哪里?
曾子墨:因为晓楠是做《冷暖人生》,所以她是人性化的,而我们可能更偏重理性的东西,我们会讲一些故事,或者是说这个事件当中的主人翁,或者是主角有一些人性的东西我们也会展现,但是更多的话我们是想带给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呈现之后大家思考,我不会替你思考,但是我会偏重理性的问题,理性的东西多一些。
记者:当你来到采访现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份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主持人?
曾子墨:当然是记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是一个调查者,因为我做的是调查类的节目。但我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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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4)
记者:选择做《社会能见度》这样的节目后,可能会比别的人更容易看到社会一些不如意、不公平的方面,您现在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
曾子墨:我觉得现在我会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以前我可能就觉得中国社会其实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大家生活得越来越好,不能说无忧无虑,至少丰衣足食等等。后来意识到,中国13亿人口,绝大部分不是那样生活的。有不公平也好,各种事情也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做到绝对公平,中国至少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今天至少这些不公平可以被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把它展示出来,在屏幕上给大家看,这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只要看着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朝前走,你就会觉得有希望。
今天不好,或者曾经有过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是说你一直持续了这种状态,那就很可怕了。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比起一两年前来在进步,就很好了。现在这么多矿难,隔一个星期就有一个大的矿难,我觉得矿难非常可怕,非常悲哀,但是现在通过媒体告诉大家矿难在发生,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度在解决,你就会觉得是有希望的,让大家知道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社会能见度》能够存在,做了一年了,还让它继续存在在这个屏幕上,既是来源于我们老板的宽容和理解,同时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宽容、理解和进步,能让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一种进步。
至于对我来说,今天会更有心情去感激生活当中拥有的一切,尤其是去了一些地方看了一些人的生活,对比之后更加有感激之情,过去我可能不会这么感觉,想都不会想。今天我觉得其实人可能是有命的,比如说我当时去了艾滋病村,我就想说,如果你出生在河南的某一个农村里面,无论后天怎么努力,无论天资多么聪明,%其实是根本没有机会的。也许你在5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你在无形之中也感染了艾滋病,而早期的时候,不像现在,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你的一生也就此注定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觉得真的命运之中有一种安排。所以今天当你拥有了这种幸运的时候,首先应该特别感激,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在身边,至少在你的节目走过的地方,看到能帮的人,就尽量帮一把。我觉得上帝并不是能够救助每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了,你在身边见到的,能做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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