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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竞争同样对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生产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法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进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境外销售公司（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上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发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进行详细分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公司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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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6）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2004年3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　Stephens）的一个公司税务合伙人进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有颠覆性的态度。该公司税务部门的公司文化于2003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公司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进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公司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公司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