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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父亲是一个学徒出生的中医生。文革期间，他参加过一个名叫“红孩儿”的造反派组织。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曾经在饭桌上掩饰不住得意，提到过他当上了他们那个系统的革委会副主任。那时，他三十多岁，我八岁。大约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不知为何，父母举家从省城搬迁到下边的贫困地区。等我长大一点后，从姑姑哪里听闻了父母外迁的原委。父亲担心自己被划成“四类分子”或叫“五类分子”。具体是几类，姑姑颠三倒四没说清楚，或许她本就不了解有几类或是那个溜号的革委会副主任该归到第几类。总之，父亲很怕这个事。以我个人随后的理解，那个四类或五类分子，可能接近违法乱纪和反党叛国之间的罪名，抑或罪过更轻一些，介乎在打砸抢和小偷小摸之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省城国营单位工作。三年左右时间，当上了第一副科长，娶了一个老婆，得了一个女儿。组织上给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第一副，上没正、下没副，实际上的一把手。　好景不长，从部队下来一个转业干部担任公司书记，三下五除二，挑起了领导层争权夺利的序幕。我年轻，又正处在春风得意的兴头上，要说得意忘形也不过分。结果，风云突变，稀里糊涂地站错了队伍，成了权利争斗的牺牲品或叫替罪羔羊，不幸被拉下了马。结局，多少有点儿悲壮。

当时，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热卖的畅销书名叫“第三次浪潮”，年轻人都想当一名出色的企业家。我忍不下这口气，决定南下打工。三十一二岁的人了，还要外出打工，难以言表。过去的，就过去了，不提也罢。在我临行前，父亲专门从地区市赶到省城，他拉着我的手摇了摇，老半天后才说：

“既然你已做了决定，爸爸送你一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在外头。。。。。。千万不要逞能，凡事都要低调一点，明白不？”

我努力让自己明白。不管明白不明白，都要点头表示明白。父亲转身持重地走了，中医生为他的儿子把完脉后走了。仿佛，他的儿子已经患上了某种不可规避的病症。他没摇头，他就没绝望，还对儿子抱有希望，只是神色凝重又忧郁。道理上说，我还有救！

四月中旬，我在珠三角地区寻找工作，耗时近三个月，高不成低不就。眼看随身携带的四千元生活费，所剩无几，心里十分焦急。光在人才市场报名，缴纳这样那样的费用，就花掉了近千元。一份份简历带着我的一腔热血投向一家家单位，杳无音讯，石沉大海。我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抱歉，请你低下你那高昂的头颅吧！

好吧！我对自己说，你就是这个鸟样了，不要扮酷了，好歹先将就呆下来。可不可以掉头回家，灰溜溜地回家？——形式上回得去，实际上回不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

这天，我蛰居在深圳龙岗一家简陋的旅社里，用旅社柜台上的电话，督促已交了八十元报名费的一家中介单位，尽快帮我落实应聘单位。第二天，电话过来，让我去人才市场一趟。我在人才市场办了手续，拿着这家位于深圳郊区的一家台资工厂的资料和中介单位开的介绍信，前去应聘。有了中介单位一个中年妇女反复交代的乘车路线和车号，我一路辗转，几经周折，约莫四个小时的路程，东问西找，终于在一片类似工地的建筑群里，找到了这家工厂。一栋四层正方形的红色外墙建筑，深蓝色的琉璃瓦屋顶。

一个打扮整洁的穿着蓝色工人制服的小姐，在一间摆了三张桌子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她接过我递过去的介绍信和自己的简历，浏览一下，简单问了几句，然后让我等一会儿。我坐在办公室沙发上等，她埋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屋里很安静。过一会儿，她离开办公桌对我笑了笑，出门去了。随后，她跟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后进来。

“就是这个人！”她在那个中年人身后说。

我赶紧起身，微微点头哈腰，极力表示出一种虔诚的恭敬态度。求职者，一个谦虚的求职者，大约就该是如此仪态。

“坐，坐，坐下谈。”中年人说。

那个姑娘马上介绍说，这是我们王总。他说着一口福建那边的夹生的普通话，给人感觉鼻音重，舌头大。我们坐下谈。他坐在单座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我并拢双腿规矩地坐在三座沙发上，那个姑娘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他们介绍你过来的？”他拿着我的资料，看了几眼后开口问。

“是的，我在他们那里办了手续。”

“工作，我们这里有，你来时已经都看见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