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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是打一斤煤油用不了几天。看书也是有计划的，还把书中的诗词抄下来吟读。慢慢地，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生活也更充实起来。我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节目，白天劳动，晚上四处演出，我当“户长”的这个七人知青户，还被评为县、地区先进。

正当我在万安农村开始适应艰苦但也有点乐趣的新生活时，父亲从吉安行署机关下放到吉安县偏远的九龙山区油田公社、至今仍然不通车的芳头大队。1968年12月最后的一天，我们全家搬到了芳头村，开始了山民的生活。这又是一场厄运。母亲为此丢了工作（大集体工人），日后丧失了养老金；我是长子，面对老（父母均50多岁，母亲还是小脚）少（二妹一弟均年幼），1970年，也只好找当地农家女为妻，以照顾处于艰难中的家庭。

二 我的抄书史

1969年秋，大队要我担任芳头小学负责人，还要当毕业班的班主任，教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我接课以后，看到孩子们信任和企盼的眼光，就下决心要好好备课，认真教学，不误人子弟。我认真研究教材，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除将课堂教学组织好以外，还费精力搞好学生的个别指导，提高他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得借助工具书，而我当时只有一本字典，备课时常常要向别的老师借《汉语成语小辞典》。我发现成语辞典很重要，当时又没处买，就挤晚上和暑假时间，陆陆续续将这本借来的成语小辞典全部抄了下来。我一辈子抄了很多书和资料，第一本全文照抄的书，就是“*”前出版的这本《汉语成语小辞典》。抄书很辛苦，但对积累资料、避免浮躁、严谨治学是有好处的。

1970年下半年，我被推荐到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读书。这所新型学校，是与全省各地大专学校同时招生的，享受同样的学生待遇，文理分科，学制两年，军事化管理。我被编在文科（连），担任一排（一个教学班）排长。

开学没几天，只发了几本书，一半是政治学习材料，一半是内容单薄的教材，老师上课讲得很拘谨，没一点新意，还经常安排劳动。“这像哪门子大学！”我有点失望，就又想到了得自己找书看，脱产学习机会难得啊。

有一天，我正在关闭很紧的学校图书室后小门边转悠，看见两个白发老人吃力地在抬着一只大书柜，我赶快跑上去，帮着将沉重的书柜抬进了图书室。望着不停地喘气的老者，和墙上贴着的批斗标语，我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反动教育权威，“牛鬼蛇神”！他们感激而又惶惶地望着我，我也惑惑望着他们和满地堆放的书。这样，我们互相算认识了。后来，我经常从这个小后门进去，帮着这些老者做些抬、搬、移之类的重力气活，他们也让我找一些需要的书，只不过叮嘱要小心放好，尽可能躲着看。我就这样“走后门”偷偷地借出了许多书，自学了当时正规大学师范教育的一些课程。当时虽然图书管理有些乱，但我借的书看完后都一一归还了，不愿给那些处境艰难的老人们再添什么麻烦。有些我需要的内容就抄录下来。有一本《世界现代史》，时间跨度很大，直写到上个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前后，资料翔实。书很厚，我日夜加班，把全书抄了下来。它丰富了我的世界历史和国际知识。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3）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不知怎的，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本届学生要提前毕业，两年制大专变成一年了。很长时间，弄得我们连中专学历都不是！大中专学校毕业前有个实习阶段，1971年上半年，我带了15个同学来到远离县城130里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遂川县分校实习。

离开吉安之前，我在学校图书室未开放的书库里找到一本很厚的《社会科学大辞典》。这部辞典由着名学者共同编着，条目很多，内容丰富，就像浓缩精炼的百科全书。我的自学正需要这样的辞书，于是就选择了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条目进行抄录。由于要实习，我把这本辞典带到了遂川共大。同学们看见了，都说也需要，我就借来钢板刻蜡纸，每人可以印一份。大家将不多的实习经费全部用来买了白纸，油墨则只好沾遂川共大的光了。大约20天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一本厚厚的油印辞书，这在那个缺书、砍知识的荒谬年代，是渴求知识的青年们重要的礼物。直到从上海邮购到第一版《辞海》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自学路上的教授、先生、导师。

三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971年8月，我被县里分配到离油田家70里、距吉安市30里的桐坪中学。在那里一干就是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