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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进修证、外语证、获奖证、记者证、聘任证……很多，很多，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这张朴素无华的大学招生准考证。因为它不但凝聚着我辛勤学习的汗水，也见证着30年前那一段高考改革的历史；它不但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千千万万有志青年的人生轨迹。

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不会有老三届人所经历的那般荒谬时代了，也再也不会出现新三级12届考生同聚一堂的特殊群体。老三届新三级，曾经是被历史选择的一代。同样，老三届新三级也选择了历史。那些曲折和艰辛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些经历者、受益者和见证者的记忆中。

准考证，我心中的财富。

硬币决定命运

生活似乎是由一件件偶然的事件组成，而这些偶然事件的组合又预示着某些必然。20年前，《天津日报》头版的一则招聘启事，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通过报名、笔试、复试、面试、体检，我们几十名门外汉如愿以偿地跨进了报社的大门，然后就是集中学习和培训。由于那时今晚报还未命名和成立，一切活动都是以日报名义进行的，而直到培训之前我都不知道要创立一张新的报纸。因为以前经常给日报学习版和经济版投稿，在培训学习期间，当时《天津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凌振稼老师就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日报理论部当财经编辑。那时高考恢复后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两三届，还比较抢手，工作挑选余地很大。凌老师还说：“如果考虑好了，我去和总编辑李夫去说。”

凌老师的一番话像一颗石头扔进水中，击起阵阵涟漪，使我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做一名财经编辑是我多年的夙愿，大学毕业时曾有一个中国统计出版社的名额，由于是外地，而我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便忍痛割爱了。又加上我写作时的处女作和很多经济理论文章都是通过日报理论部编辑发表的，对日报的经济专版有一定感情。但另一方面，一份全新的报纸；一个“无冕之王”的美誉；一个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接触人的记者职业生涯又像磁石一样吸引我。那一晚我辗转反侧、爽然若失……　。　想看书来

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4）

几天后应该决定了，我考虑还是用所学的专业决定取舍吧，在统计学中不是有一个大数法则吗。于是我找来一枚1981年版的1元硬币并许愿：抛出硬币，如果正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留下作记者，如果背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去日报当编辑。我一连抛了10次，结果正面出现6次，背面出现4次，就这样一枚硬币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现在想起来怪荒诞可笑的，此事虽然不置褒贬，但至今仍令我额手称庆并且无怨无悔，因为这20年中，我给予晚报的和晚报给予我和我家庭的都很多很多。

客串今晚广告

美国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没想到来晚报几年之后，我还真做了一回广告人。记得1990年前后，日报和晚报分家后不久，广告业务需要自己承揽，由于没有专业人士，晚报只好分批从编辑部中抽调部分编辑记者到广告部帮忙。我到广告部的主要任务是催收广告欠款兼承揽广告。为了鼓励编辑记者做好广告工作，当时主持广告部工作的主任，还对承揽广告和催收欠款制定出奖励办法。

鉴于晚报广告部成立不久，又急于增加广告收入，不少广告是先刊发后交款，因而应收款很多也很分散。欠款的客户不交款的理由很多，如“经济效益不行了”、“法人代表更换了”、“会计请假了”、“经理出差了”、“广告登错了”、“账上没钱了”等等。我第一次催收欠款还算顺利，因为这个客户是我以前采访过的单位。经理一见是熟人，二话没说就让会计拿支票。我怀揣支票回到报社，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可这种好事却再也难碰到了。红桥区一家企业欠款不多，但时间较长了，我一连去了十来次都没有效果。一天临下班时我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骑上自行车去了。谁知天公不作美，快骑到目的地时，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几乎把我淋了个落汤鸡，我赶紧跑进传达室擦洗湿衣并通报该单位领导。不知是感动了上天，还是那位经理动了恻隐之心，他立即通知会计开出支票并非要请我吃饭。但支票到手我什么也不顾了，等雨一停就骑上自行车像小鸟一样“飞”回报社。

我在广告部“客串帮忙”了不到一年时间，使我增加了一次下海赚钱的经济阅历。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等原因我又回到新闻部，但那次短暂的“票友下海”经历，丰富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