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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一天应该是十年“*”中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一天。我还记得，1976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急匆匆地找到我，告诉我说，他从国外电台广播中得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已经被捕。我们两人都为这四个即使千刀万剐也不解恨的人有此结果而惊喜万分。当年*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我们也是从外电中获悉的。因此，这个“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们也是确认无疑的。

国家有救了，可个人的出路在哪里呢？

最终证实，出路就是高考的恢复。而我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还背负着“*”初期强加给我、在1975年*复出后被推翻、接着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再次强加给我的各种罪名，可我还是鼓足勇气去询问了我能否报名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这次高考政审很严，你最好还是别报为好，免得吃不着羊肉却惹一身羊膻味。习惯了被歧视被冷落的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6月，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又开始报名了。这时，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我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但当时我正被生产大队抽调去负责搞落实政策、*冤假错案的工作，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又开始报名高考了。直到离考试只有20天时，在县教育局工作的一位同乡专程从县里赶回来，找到我说：“今天全县高考报名的名单已经送往州里，没看到你的名字，是怎么回事？你完全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呀。”他还对我说：“今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年龄放宽到30岁，而且不限婚否，机会难得呀，如果你愿意报名，我为你补上。”第二天，我到公社补办了相关手续，开始了高考的准备工作。而这时，离考试的时间只有19天了。　。。

那远去的日子（5）

可是，我不仅没有任何复习资料，连当年中学的课本也在动荡中只剩下零星的几册了。时间又紧，几门功课不知从何下手复习。思量半天之后，决定重点复习数学。其他的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就凭自己当年那点本钱去拼一把了。

考试那天，走进县一中校园，操场上教室外走廊里黑压压站满了人，定眼一看，年小者大约只有十五六岁，年长者就是我们这老三届了，年龄相差也将近十五六岁。我身着羊皮褂，口叼旱烟斗走进了考场，监考老师一看我这比他还大的年龄，破例允许我在考场抽烟。第一门课考的是政治，因为十年间我远离了政治，这一课考得真不好，数学当然也考得不怎么样，接着的语文、历史、地理却大多碰上了我比较熟悉的题，觉得挥洒自如，比较满意。

考完试后，是将近两个月的漫长等待，以至我都把曾经参加过高考的事都淡忘了。到8月底，终于有了考试分数的消息，接到通知去报志愿。说实话，我当时参加考试的出发点就是换个碗，就是想把农民捧着的这不经摔的土碗，换成城里人和工作单位上的人端着的那砸不烂打不碎的铁碗或塑料碗。志愿我就只填了个大理师范专科学院，教育局的一位领导接过我的志愿书后看了看，对我说，重点院校你最好也填一个吧，比如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于是照他说的填上便回家了。又是近一个月的等待，9月下旬，全县考文科的人中我第一个接到通知书，定眼一看，北京海淀区白石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那白色信封上这几个和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词，恍若天降的喜庆神符，飘荡在小院里，让全家都一下子回不过神来，也让亲戚朋友们惊喜万分。

临行前的那一夜，几乎全村的人都到家里来送行。妻子上街打了几斤白酒，每个土碗里盛上一碗，大家都喝得脸通红，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话了。第二天，我告别父母妻小和家乡父老，迎着朝阳上了路。从家乡坐汽车到昆明颠簸了三天，又乘三天三夜的火车从昆明到了北京。

第二天我就请同室的同学带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十月的北京非常的美，天安门广场更是被许多鲜花装点，显得十分庄严大气、五彩斑斓。盘腿坐在广场上，我开始回想起这十年里我所经历的一切了。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旋地转的变化，可我并不清楚是谁在哪一天翻转乾坤敲定了这一变化。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人，就是*。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复出不久的*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