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页)

样现在早就下岗吃救济了。如果不是我的老师骂着我报了外语专业，我很可能上个比河北大学更差的大学的中文专业。那就不会有我后来翻译的这些劳伦斯作品，也不会有我极具特色的小说代表作《混在北京》。历史不能假设，假设甚至会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只能在30年后道出一个被历史裹挟者真实的感受，也算七七级的一个小侧面吧。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1）

自学

……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

耿艳鹏

作者简介：耿艳鹏，男，1949年3月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市，祖籍山东省寿光市。笔名王阿寿、王鹤翔、阿山。六七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插队。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公办中学教师、史志编研人员。参加函授和自学，取得大专文凭。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起在《江西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名人传记》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纪实文学300多篇百万字。曾任《万安县地名志》《万安县志》副主编、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政务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万安文史资料》主编。

山区小地方查找需要的资料太难了，即使像万安这样的县城，很长时间也找不全二十五史。为了学习和研究，逼得你必须自己搜寻和积累资料。为此，多年来，我省吃俭用买书看书，陆续建立了藏书近万册、剪报300卷、抄书和录卡片500万字，三套党史、文献杂志从创刊订到今，还有大量藏报的个人资料库。从考古文献到二十五史，从古代军事到三教九流，从毛泽东朱德到蒋介石蒋经国，从苏俄到日本，从民俗文化到古建筑知识，我这里都有丰富的资料。

一 带着书箱当知青

1966年“*”兴起后，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开始受到冲击。那年10月，红卫兵赴京代表（我也是其一）回县后，县委安排全校师生去参加消灭血吸虫病的灭钉螺会战，部分师生认为是“阴谋”而造反。我是高三（1）班团支部书记，坚持灭螺不动摇，被划为“保皇派”。1967年，在吉安行署国防工办当副主任的父亲被批斗，并揪回万安“交代问题”（曾是万安县委副书记），不久，我又被“造反派”抓去毒打近两小时。1968年8月毕业（六七届）时，连县办农场都不让我去，我被安排到本县偏远的高陂公社泗源大队栋头村，成为了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新的生活开始了。下乡时，我除了铺盖和换洗衣服日用品外，还带去了一大纸箱劫后幸存的书，这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一点东西了。

我家出身贫寒，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抗战时期，家里太穷，只好离开山东老家去闯关东，参加了革命。1949年他随军南下，解放万安，并留在万安工作，1963年调吉安行署搞“三线”建设。他那点文化，是参加革命后学得的，家里最早的藏书，就是他参加培训和平时自学留下的书，多是引我好奇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着作，和相应的历史、理论辅导书。我从小就常常去翻看父亲的书箱，因此也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点零用钱都是省着买了书。受父亲影响，特爱看历史书、理论书，尤其是革命*和历史故事。“*”从“破四旧”起，全城兴起大抄家毁书运动，我家不可能幸免。我无奈将藏书卖了几板车，扬言全卖光了，其实还是偷偷地藏下了一些，少数是我自己买的，多数是父亲的那些书。我从1963年开展学雷锋以来，已十分认真地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尤其在高中，看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和文学经典，本想高考时填报新闻系或历史系，有志当个记者编辑或学者。谁知“*”阴风起，改变了我的命运，城里的干部子女变成了乡村农民。因有了读书习惯，也不愿消沉，家里劫后只留下这一纸箱书了，我肯定要将它带到身边。我知道它的分量，因为其中除了毛主席着作外，还有苏联科学院编着的大部头《*主义哲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及几本《列宁文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南高级党校编印的《*党史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陈伯达等20世纪50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哲学的辅导讲课稿，一套完整的三卷本刘大杰着《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有几本革命*。我相信它们会给我力量和智慧。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2）

农村劳动很累，知青生活清苦。我每天晚上到生产队记完工分，间而与队干部和社员们聊聊天，回到小黑屋后，就是挑灯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