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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弗兰妮说，但父亲用他梦幻般的口吻为我们解了围：“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切绝不会发生在今天。也许你们觉得更自由了，但是规则也变得更多。那只熊不可能在今天出现，因为现在根本不准它‘存在’。”这时我们都安静下来，一下忘了斗嘴。父亲一开口，连弗兰克和弗兰妮都能安安稳稳坐在一起不吵闹；我也可以紧靠着弗兰妮，感觉她的发丝掠过我的脸，或者腿紧贴着我，一旦父亲讲起故事，我连弗兰妮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莉莉会死寂无声地坐在弗兰克的膝盖上（也只有莉莉会这种坐法）。蛋蛋那时太小听不了什么，更别说听懂了，不过他是个安静的宝宝。即使抱他的是弗兰妮，他也不做声；换成我抱，他就睡着了。

“它是一只大黑熊，”父亲说，“四百磅重，有点暴躁。”

“一只美国黑熊（Ursus　americanus），”弗兰克细声道，“个性喜怒无常。”

“没错，”父亲说，“不过通常脾气算是好的。”

“它已经老得不算只熊了。”弗兰妮认真地加上这句话。这句话是父亲惯用的开场白——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听到这故事的第一句话。“它已经老得不算只熊了。”我记得当时坐在母亲怀里，自觉永远和此时此景紧系在一起，母亲的怀抱、一旁父亲怀里的弗兰妮，弗兰克挺着上身，独自坐在破旧的东方地毯上，双腿交叉，挨着我们家第一只狗“哀愁”（后来因为它的屁太臭，不得不让它长眠）。“它已经老得不算只熊了，”父亲开口道。我看看哀愁，这只呆得可爱的拉布拉多狗趴在地下，恍惚间仿佛化成了一只大熊，愈来愈老，又脏又臭地挨在弗兰克旁边，最后又变回一只普通的狗（不过哀愁向来不是什么“普通的狗”）。

我不记得那次莉莉和蛋蛋在场——他们一定还太小，听也没用。“它已经老得不算只熊了，”父亲说，“一只脚都进了棺材。”

“可是它还有一只脚啊！”我们会同时喊道。这话已经成了惯例，弗兰克、弗兰妮和我都熟记在心。莉莉和蛋蛋懂事以后，连他们都加入了。

“它已经懒得耍把戏给人看，”父亲说，“不过动一动虚应故事而已。全天下它在意的只有那部摩托车，所以我买它时得连摩托车一起买，它才这么容易就离开驯兽师跟我走。摩托车在它心目中比任何驯兽师都重要。”后来，弗兰克会轻戳一下莉莉，教她发问：“那只熊叫什么名儿来着？”弗兰克、弗兰妮、我和父亲就会一起喊道：“缅因州！”那只笨熊的名字正是缅因州，父亲在1939年夏天买下它——连同一辆1937年出厂的印第安摩托车，附了个土法自制的侧座——花了他两百块钱，还有行李箱里最好的几套衣服。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3）

那年夏天，父母亲都是十九岁，他们同在1920年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瑞镇（Dairy），不过成长过程中一直没什么交集。然而，就像许多引出一段精彩故事的巧合，两人不约而同到亚布纳海滨旅馆打工，彼此都吃了一惊——因为那间旅馆在缅因州，离老家新罕布什尔远之又远（至少当时如此，他们也这么觉得）。

母亲是打扫客房的清洁工，穿着便服送餐，也在露天宴会的帐篷下帮忙舀鸡尾酒（与会者不外打高尔夫、网球、槌球以及从海上泛舟回来的客人）。父亲在厨房打杂、搬运行李、整修果岭、留意网球场的白线是否笔直完好，还有搀扶那些原本不该上船的醉客，免得他们挂彩或掉进水里。

这些都是家长认可的夏日零工，然而父母在那里不期而遇，还是觉得有点丢人。这是他们头一回在得瑞以外的地方度过夏天，不用说，一定都希望在这豪华的度假地，身为异乡人的自己也能显得光鲜些。父亲刚从得瑞私立男子中学毕业，哈佛已经接受他秋天入学的申请，但他明白要到1941年的秋天才去得成，在这之前他先得以挣足学费为目标。在1939年夏天，父亲一定很乐意让亚布纳的客人和同事以为他马上就要进哈佛，不过有身为同乡、对他的底细知之甚详的母亲在场，他只得说实话：他可以进哈佛，但先得存钱。能进哈佛当然很了不起，不过得瑞镇的人听说哈佛会要他，莫不大感意外。

我父亲温斯洛·贝里是得瑞中学橄榄球教练的独子，但算不上教师子女，他只是个“运动员的儿子”，而他被人称作巴布教练的父亲，也不是哈佛出身——老实说，谁也不信巴布教练生得出哈佛种。

巴布·贝里在妻子死于难产后，从爱荷华东部迁到这里。三十二岁的他，不论当单身汉或初为人父都嫌老了些。他为襁褓中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