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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倖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偏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作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宋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儿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浪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是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蔡京与宋徽宗（3）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渔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滚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微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冠，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