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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初的目标地区分成若干个作战区，这就是所说的“分区控制”。第二步是“流篦式搜索”，即派往分区的部队以快速运动分队，在己军的协助下和民众情报的支援下，清除叛乱者残余。他们这种迅速的迂回运动被描述为“旋风”——即“旋风战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更严重的对抗，萨兰采纳了奥德·温盖特的“据点”思想，掺进了自己的“空中堡垒基地”意见。这些就是空中补给的要塞，设在反叛力量曾占优势的边远地区。这种作法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象征性的，同时还能引出游击队，以便发挥火力的优势。如果游击队自已能集中足够的火力，而基地设置位置又很差，象奠边府那样的浅宽盆地，那么这种战术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美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溪山重蹈了这一覆辙。声称在那里取得胜利是不现实的，因为武元甲只是合围了那个地区，吸引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处于优势，于此同时他集结部队，准备发起“新年攻势”。

在与游击队作战时，正规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行动规模从地理上和人数上缩减下来。对于那些具有大规模常规冲突胜利历史的军队来说，尤其是应该如此。英国在马来亚的行动中占有指挥上的优势，它的指挥官曾跟随奥德·温盖特的欣迪特在缅甸作战过。学会了应付雨林和热带森林覆盖的山地环境，以小规模的独立编队进行作战。负责作战指挥的坦普勒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环境作为一种治安问题来考虑，强调维持乡村一级的治安，强调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国家是最终目标。在塞浦路斯，哈丁看来就不十分精明，用他的对手格里瓦斯的话说，哈丁在岛上驻扎的部队已到饱和程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部队之间也相互干扰，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削弱了已掌握的控制机器。格里瓦斯暗示说，如果采用经过专门的严格训练的小规模反暴部队，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在马来亚，英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恢复了特种空中勤务部队。在马来亚取得的经验和制订的方法后来又传到肯尼亚、亚丁和婆罗洲。特种空中勤务部队是专门用于担任这种特殊任务的，近一点，在北爱尔兰用了，还用以对付英格兰的恐怖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最明显事例是对伊朗大使馆（伊朗驻英大使馆）的占领。1961年，当时人们普遍对游击战的政治兴趣和关心达到高潮，美国组建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适于赢得人心和思想，而且还为击败游击队提供了纵深的活动中心。

1965年，美国直接地、全面地卷入越南战争，战区司令者是威斯特摩兰，他是炮兵出身。首批登上越南领土的地面部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简单地改变了其水陆两栖战术。改而使用垂直包围的直升机战术。空降部队战斗实质上跟它一样。这种作战强调的是根据测定的某个客观标尺去争取胜利。击毙对手的数量，说得好听一点“数人头”，成为战斗的目标。在封锁和包围越共的搜索与摧毁的杀掠行动中，重点是杀人，而不是扼守地域。人们将其简单地理解成军事目标是杀人，因而它取代了和平这一最终目标，而和平的特点和衡量的尺度就不那么有形了。美国一名高级军官曾这样概括了这种战术：“抓住人头，就可赢得人心和思想”。1968年，艾伯拉姆斯接任司令官，他的确根据环境和政治形势区别对待，缩小了战斗行动规模，采用了“鯆鱼”战术。这就是运用小规模的分遣部队，更频繁更迅速地扫荡敌区。

控制与和平职责是利奥泰“油渍”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军事行动只是必要的前提，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一旦肃清了叛乱分子后，国民政权就要接管“分区”。政府以保护、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争取当地部族人。这种油滴掉在这些地上，缓慢地但有条理地扩散法国的影响。在南非作战的英国军队时常受到在战术上占优势的布尔人的骚扰，因此，他们对为布尔人突击队提供后勤支援的当地居民采用了更加残暴的控制手段。布尔人分散的农场被夷平，把没有介入战争的居民集中到集中营中。在爱尔兰用以在居民中搜出游击队的方法，在巴勒斯坦逐渐演变成警戒和扫荡行动，很难有助于使其军队受人爱戴，相反，却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

英国在马来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进行了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曾建立了中国土地占有者的权力）；在于推行“新材”计划，增强了治安，便于管辖农村居民；还在于当局任务明确，即建立自治的多民族社会。1959年，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开始实行类似的“农业城市”计划，加强对战略村和乡村的控制，防范越盟的袭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