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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之后他便成了从犯。”

“我当时身在监狱，对吧。我吓坏了。而且这事从来没人知道，并没有造成伤害。”

“埃迪也许不这样想。”

“对，我不知道埃迪是怎么想的。到我出狱时，他已经失踪。你们全都走了。直到他母亲的葬礼前我始终没再见到他。他悄悄进来参加了葬礼，没跟任何人讲话又悄悄走掉了。”他用左手揩一下前额的皱纹，接着把手指插进油腻的头发里。他面色黯然，亚当看见他瞥了一眼窗口，眼角似乎有些湿润。“我最后一次看见埃迪是葬礼后在教堂外面他正要钻进他的车里。他匆匆忙忙。感觉告诉我，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来这儿是因为他母亲去世，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再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让他回来。我当时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莉在我身旁，我们俩眼睁睁地看着他开车走了。我在那儿埋葬了我的妻子，同时眼看着我的儿子从此消失。”

“你设法找过他吗？”

“没有，没真正找过。莉说她有个电话号码，可我不想乞求谁。他显然不希望跟我再有什么联系，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扰他了。我经常想起你，记得我曾跟你的祖母说要是能再见到你该有多好。不过我并不想花许多时间去查找你们的下落。”

“要找到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跟我听说的情况一样。莉偶尔与埃迪通通话，然后她会转告我。听上去好像你们转遍了加利福尼亚州。”

“十二年里我上了六所学校。”

“那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干什么？”

“多方面的问题。有时是他失了业，我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家。有时是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因而我们只好搬往另一个地方。还有时是爸爸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的学校大为不满，于是非让我转学不可。”

“他都干些什么工作？”

“他一度在邮局工作，直到最后被解雇为止。他威胁要告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与邮政系统为敌。他找不到律师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写信骂他们。他始终有一张小书桌，上面放一台旧打字机，还有好几抽屉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每次我们搬家，他都极小心地照料他的办公室，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书桌。他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没多少东西，但他却不惜以生命保护他的办公室。我还记得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却听见那台该死的打字机整夜整夜地敲个没完。他恨那个联邦政府。”

“到底是我的儿子。”

“但我认为你们恨的理由不同。有一年国内税务局找上了他，这事我一直觉得纳闷，因为他挣的钱数都够不上交三块钱的税。总之他为此而向国内税务局宣战，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好多年。有一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因为他没有换新照而把他的驾驶执照吊销，这一做法是对种种公民权以及人权的侵犯。两年时间里母亲不得不开车接送他，直到他向那些官僚投降为止。他老是在给州长、总统、合众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任何一个拥有办公室和一班工作人员的政府官员写信。他动不动就大兴干戈，他们如果给他回信他就宣称自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他保存每封来信。有一次他跟隔壁邻居干了一场，起因似乎与一条陌生的狗在我家台阶上撒尿有关，他们俩隔着灌木树篱互相破口大骂。他们越吵越凶，嘴上搬出的朋友的来头也越来越大，后来双双都说只要几分钟就能打电话召来各种了不起的人物立即严惩对方。爸爸这时飞奔回屋，不出几秒钟就抱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十三封信返回接着吵。他大声数着这些信件，还把信凑到邻居的鼻子底下晃动，那个可怜的家伙一下就瘪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从此也没再发生过狗来我家台阶撒尿的事。当然，那些信每封都是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来打扰。”

这个小故事讲完时他们俩都在微笑，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既然总是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你们大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萨姆透过窗口凝视着这边问。

“我不知道。母亲一直在工作。她办法很多，有时做两份工。杂货店的出纳，药店的店员，她什么都能干，我记得她有好几次还做过待遇很好的秘书工作。后来我爸拿到了销售人寿保险的执照，这成了他的一份永久性的兼职工作。我猜他对这工作挺在行，因为随着我年岁渐长，家境也好起来了。他的工作时间可以自行安排，不必向他人打报告。这对他颇为合适，虽然他说他讨厌保险公司。他曾经为作废一张保单之类的事起诉一家保险公司，我对此实在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