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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对此,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刚刚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进驻珍珠港。
1940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西亚、新加坡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美国则急忙发出了远东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住远东的一切美国公民迅速归国。
1941年3月8日,日本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多次会谈。宾主你来我往,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尽管双方的关系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彼此都引而不发,各打各的如意算盘。美国方面企图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惜以牺牲中国以及荷兰、印度的利益,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并诱使日本进攻苏联,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南洋美国属地菲律宾,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静”。而日本方面的战略方针是,利用欧洲局势,诱使德国先同美国交手,拖住英美主力,并利用美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期在远东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然后再集中主力南下,对英美势力范围大打出手。
于是,太平洋上空,乌云密布……
面对如此险恶的日美战争局势,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了。因为如果日美战争一旦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而已晋升为新生代研究室具体负责人的裴文中,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着急。
于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怎么办?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怎样存放才能真正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便成为摆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有中外科学家们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1941年3月初的一个早上,北平协和医学院内一片冬来万物凋残的景象,树草凄凄,寒风瑟瑟,就连一地熙熙攘攘的落叶,也被风刮得缩成一团。不远处,日本人的警车在呜呜地叫着,而美国的星条旗却依然高高挂在医学院的门前,在寒风中缓缓无力地飘动着。虽然这时的北平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但相对而言,协和医学院就算是一块最安全的地方了。
一夜未眠的魏敦瑞顶着寒风,匆匆迈进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这位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1935年应聘来华,替任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几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走进自己办公室。
然而今天,魏敦瑞却破例没有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
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以来,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就一直忧虑不安。两个星期前,他和裴文中等人曾经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作过反复地商讨。当时,有人提出一种方案:把“北京人”化石连同魏敦瑞的行李一起,悄悄运往美国。这个方案提出后,魏敦瑞觉得有失稳妥。他说:“我认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我想,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是不是还是让化石留在原处,也就是说将它牢牢地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大家觉得魏敦瑞说得很有道理,也就否定了上述提案。
但两天之后,魏敦瑞又找到裴文中,认为由他将“北京人”标本带到美国去,存放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里,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局势看来会越来越乱,“北京人”化石只要在中国,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里,其安全都是很难保证的。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但这恐怕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而裴文中的内心,也左右为难,矛盾重重,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但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1927年2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因为此“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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